八問粵商(4)

　　古人雲“居安思危”，如果我們在座的各位青年企業家能夠面對現實、深刻反思，那麼，我相信，廣東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地帶的企業家們，一定會大有作為，未來必會形成二虎相争的格局，一條虎是粵商，一條虎是浙商，二虎皆實力雄厚，高低相逐，對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期盼著這一天。好！謝謝大家！問：我是《珠江時報》的記者。請問王志綱先生，20世紀90年代初期，“廣東四小虎”順德、中山、南海、東莞以令人矚目的發展速度、經濟總量及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備受社會關註，時至今日，“廣東四小虎”的發展雖各有千秋，但也面臨著許多困惑，比如，順德、南海的產業競争力下降，東莞的資本外流。順德、南海撤市改區後，其區域經濟的發展該如何定位？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佛山市又應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形成綜合競争力呢？王志綱（以下簡稱“王”）：看來你進行了很深入的思考，這個問題非常大，我只能簡要地回答。20世紀80年代末，我還在新華社廣東分社當記者時，中央提出了國際大循環的理論，而廣東一馬當先走到了前面。為了配合這種形勢，我與一位老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寫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廣東躍起“四小虎”》，“廣東四小虎”的雅號自此便風靡江湖，它一下子將這四個縣推到了全國、全世界的面前，形成了很好的品牌效應。當初選“四小虎”，是為了對應“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及中國台灣。那麼，哪些地方可以稱為“四小虎”呢？開始有人認為應包括南海、番禺、順德，因為這些地方都是“珠三角”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彼時番禺的經濟尚沒有特色，交通亦不便利，因此沒有選它，反而選了東莞與中山。在排名時，因當時我們比較推崇順德的領導魄力與經營模式，故把它排在了第一，接下來是中山，南海排第三位，東莞則排在了末尾。盡管那時東莞的經濟很活躍，但我們總有一種憂慮：這種沒有品牌、沒有營銷渠道、也沒有研發能力的“借腹生子”模式，一旦遭遇世界經濟分工的轉移，很可能會出現大的問題。東莞有一位領導整天跟我辯論，說我低估了東莞，要我給東莞平反，後來我們成了朋友，算是不打不相識吧。當時之所以推崇順德，是因為受傳統思想的影響，我們總認為國有企業不争氣。但中國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順德的鄉鎮企業非常發達，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迹，所以，我們就讓鄉鎮企業的排頭兵順德坐上了“四小虎”的第一把交椅。對南海，我曾形容它的經濟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滿天星鬥、缺乏一輪明月，即小商小販很多，經濟很活躍，民間很有錢，但是沒有大的航空母艦。沒想到十多年過去了，南海還是這樣，這個問題很值得探索。當然，南莊和石灣的陶瓷，特別是5年前洗牌之後，它們走上了品牌化、精細化之路，取得了驕人的成果，據說南莊的一些企業實行多品牌戰略，已經做到了四五十個億，這一點的確令人欣慰。現在再看，非常有意思，“四小虎”中經濟發展最好的居然是東莞。經常有人問我，當初不被你們看好的東莞為什麼現在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我說，這與我們當時的思維角度有關，我們是站在中國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世界產業轉移與分工的角度的審視、研究東莞的。盡管今天的東莞俨然已是世界加工廠，產銷兩旺，但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如果東莞經濟不轉型、不升華、不樹立自己的品牌，僅僅滿足於目前的運作模式，那麼，東莞的前景堪憂。為什麼呢？第一，今天的東莞已經面臨一個強大對手的挑戰，那就是“長三角”的蘇南地區，現在東莞的增量投資，特別是台資，基本上是雁陣飛行，紛紛在往蘇南跑。第二，這種“三高一低”的經營模式——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及低效益的發展道路已經走不通了，所以，中央才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不搞GDP挂帥，而是強調綠色GDP。第三，中國加入WTO以後，國際摩擦、沖突越來越劇烈，西方對中國反傾銷的力度也越來越大，當此之時，通過“借腹生子”的方式獲取加工費，或者用一種非常低檔的、用汽車馬車裝產品的方式去占領西方市場的做法，將會引起更多的國際商貿摩擦與沖突。西班牙商人焚燒中國浙江皮鞋城的事件，就充分反映了這種情緒。這種國際競争格局，逼迫中國企業必須要往中高端層面走，若如此，就需要具有自己獨立的知識產權及品牌。在此背景下，東莞無疑要面臨一次轉型，如果東莞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到時恐怕連南海也趕不上，因為經過多年的打拼，南海已經具有了自己獨立的知識產權、自己獨立的品牌、自己的通道及自己的營銷網絡。現在最尴尬的是順德。曾有不少人問我，新華社記者的經歷對我後來從事策劃工作有什麼幫助？我回答說好處是使我觀察問題比較敏銳，缺陷是使我比較淺薄，看問題時，只看到房子表面的裝修，不知道其背後的問題。盡管我是學經濟學的，但只有當我跳入海中，真正?進入了市場之後，我才發現順德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企業紅紅火火的表象背後，早就隐藏著很多非常嚴重的問題，包括原來的鎮政府出面擔保貸款，“養兒不算飯食錢”等。後來順德要走靓女先嫁的路，就是因為再不嫁出去就要出大問題了！總之，“廣東四小虎”都有過輝煌的過去，但目前都面臨著巨大的困惑與挑戰，如果我們不能正視自己、直面自己，不能站在中國和世界的高度來思考問題，重新整合資源，那麼，前面的風險還是很大的。我始終認為，廣東是民營經濟的大本營、發源地，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民營經濟充滿了信心。廣東的文化基因、商業意識，廣東的務實精神，廣東二十幾年來積累的龐大財富、卓越智慧以及完全市場化的人才群落，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是廣東也有許多課要補。原來的廣東商幫，往往只會“生娃娃”（產品），不會“取名字”（品牌），而且他們也不屑於“取名字”，說“取名字”是虛的。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争中，他們已經意識到，要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小腦要發達，大腦也得發達；不僅要看眼前，也要看長遠；不僅要看戰術，也要看戰略。只有這樣，才能走得既穩又遠。我今天演講的主題之所以叫做“八問粵商”，其實就是想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與大家共同探讨廣東的困境和出路。昔日的追兵已經變成了今日的標兵，我們的第三代青年企業家應該認真地研究浙商，好好地向浙商學習，並與之交流、互動，我想，在這種背景下，昔日的老大哥，還是能夠重振雄風的！問：王老師，廣東企業要走出低谷，光靠企業本身能否做到？政府是否要承擔一定的責任？王：這個問題提得好！我研究廣東經濟已經很多年了。我認為，在改革開放的前10年廣東經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的“無為而治”。以前我們不是常說廣東是“強勢民間，弱勢政府”，而上海則是“強勢政府，弱勢民間”嗎？正因為廣東是一個“弱勢政府”、一個“無為而治”的政府，暗合了市場經濟的潛在規律，反而成全了廣東的民營企業家們，使他們可以像神出鬼沒的“遊擊隊”一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但現在，政府如果繼續“無為而治”，該出手時不出手，那就絕對不行了！因為中國特殊的國情條件決定了我們的政府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定會成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這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代，政府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們才反複講“市場主導，企業運營，政府引導”。因此，市長和市場如何跳好“雙人舞”，就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容回避的大問題了。目前，工作室的工作重心已經發生了轉移，我們70%的業務是關於區域競争和城市經營的，我們還是中國東、西、南、北、中若幹城市的戰略顧問。正是因為工作的特殊性，我才深深地感到，政府作不作為，如何作為，實在是一門大學問。大家知道浙江的溫州跟廣東的“珠三角”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它也是因為政府的“無為而治”，才產生了星火燎原的溫州現象，才產生了成千上萬的溫州民營老闆。但前一段時間我到溫州時，很多企業家告訴我，政府官員必須改變思維方式，否則溫州的經濟會遭遇發展的瓶頸。我問原因是什麼，他們說，首先，溫州何去何從已經是擺在大家面前的問題，無法回避，“指點迷津，宏觀引導”，本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政府扮演不了這種新的角色，企業家如何信服它？其次，溫州不僅要面對國内競争，而且還要面對激烈、複雜的國際競争。在此背景下，我們希望政府搭建平台、整合資源、提供服務。如果政府無法提供有效的服務，我們就只能流向更為有利的城市和區域。溫州經濟的空心化，大量資本的外逃，GDP的大幅度下滑，可能就是一個信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溫州現象給我們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企業家們敲響了警鐘。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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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