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問粵商(2)

　　三問粵商：

　　為何廣東的商品集散平台總“長不大”

　　在中國開商品集散平台風氣之先河的廣東，為什麼在20年後的今天卻仍停留在原地呢？早在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開市場經濟風氣之先河的廣東，就建立起了聞名全國的商品集散地，如南海西橋的佈市，石灣和南莊的陶瓷市場，中山古鎮的燈飾市場以及樂從的家具市場。但20年過去了，雖然這些平台仍在，但它們就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依然維持在20世紀80年代的規模、水平上。而這時的浙江，已經形成了一個全世界都關註的、能輻射與聚合全球的商業平台。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城，生意興隆、客商雲集、購銷兩旺，其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國界，直達世界。精明的義烏人還將其“中國小商品城”作為品牌輸出到山東、河南、東北，建立起了一個個小商品城的平台，帶動了成百上千的浙江小老闆“北伐”。黃皮膚、黑頭發的日本人、韓國人隨處可見，高鼻深目、金發碧眼的歐美人你來我往，就連高鼻梁、黑頭發、面色凝重、一襲長袍裹身的阿拉伯人都能見到。當地官員告訴我，平均每年至少有一千多名中東商人來此進貨。此外，紹興柯橋的中國紡織城、永康的中國五金城、蕭山的中國花木城等，它們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内的影響都非常大。宋城集團是浙江的一個民營企業，居然要辦“世界休閑博覽會”，浙商“氣吞萬裡如虎”的魄力由此可見一斑。在浙江，看到這些萬商雲集、生意興隆的商品集散平台，我的感覺是，這才是真正永不落幕的“廣交會”。二十多年過去了，廣東的小商品集散市場卻沒有多大的長進，“山還是那座山，梁還是那道梁”，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虎門的服裝博覽會，其影響力與效益已經超過了大連。這幾年讓人頗感欣慰的還有東莞虎門鎮，在市場主導、企業運營及政府的引導下，很多優良的產品可以直達終端，直接與國際接軌了，因此，現在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商人已經知道，真正價廉物美的好產品在廣東，很多人已經直接到廣東進貨。這些例子、這些現象，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其實只要廣東的企業家、老闆以及各級政府官員能夠審時度勢、認真反省，多些開放的精神，多些與時俱進的開拓意識，多發揮點兒主觀能動性，政府與企業家攜手並進，那麼，廣東釋放出來的能量將會大大地超過浙江。

　　四問粵商：

　　為何廣東企業不願上市

　　為什麼浙江企業對上市、對資本運營非常熱衷，而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老闆們卻對上市持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呢？今年年中，深圳開創了中小企業闆市場，打開名單時，我吓了一跳，因為我發現上面大多是浙江的企業，廣東的很少。為什麼浙江的老闆們對於運用資本手段、對於進入資本市場如此樂此不疲，為什麼市場最發達而且先行一步的廣東“珠三角”的老闆們卻對此退避三舍呢？為什麼佛山、南海的這些老闆們不願意上市，而浙江紹興一個小小的楊汛橋鎮，竟然有多家上市公司？企業對上市的追求似乎可以看成是企業的掌門人已經將自己視為社會財富的操作者與經營者，在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後，他們對財富增值遊戲的過程比對財富本身的興趣更大。這種超越，其實也間接地說明了他們對龐大、複雜的企業經營管理運作非常的自信。但在今天這樣一個財富遊戲規則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的時代，一個老闆對資本運營、對上市還持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說明其企業規模盡管可能很大，每年的產值也可能很驚人，但其掌門人的心態依然是地主老財式的，財富在他們眼中只是浮財，他們信奉“財不露白”，他們害怕財富見光就死。兩種不同的追求，折射出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財富態度。

　　五問粵商：

　　為何廣東企業在氣勢上輸人一籌

　　如今，講財富、講實力，浙江依然不如廣東；但講銳氣，浙江似乎已經超過了廣東。浙江機場附近的路牌、廣告牌，幾乎全被占用。做廣告的浙江企業，都在自己企業的名字前面冠以“中國”這個名詞。比如中國橫店集團、中國萬象集團，氣沖鬥牛。基本上浙江的每一個企業家，考慮的都是如何才能打造百年老店，如何才能成為中國的“奧運隊”，在世界範圍内争雄，這就是浙江的氣魄。浙商為什麼有如此的氣概？在廣東、在“珠三角”，我們很難看到這樣的招牌——盡管它有資格冠以“中國”，也很難聽見有人要打造百年老店的豪言壯語，當然居心叵測者除外。為什麼廣東的企業多是得過且過、隨遇而安，在商海中沉浮了這麼多年後，它們依然抱著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遊擊心態”？難道是因為浙商有上市的沖動，有追求公衆企業的渴求，因此善於“長計劃，短安排”？而粵商積累的多是浮財，怕見光，於是發了財就移民，近的去香港地區，遠的去美國、加拿大。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是不是有些敏感過度？當然，我們可以說，廣東人謙虛，廣東人内向，廣東人務實、不善張揚，但我認為，這只是一個表象，廣東?骨子裡缺乏一種氣概、一種精神、一種追求。坦率地說，這是我們廣東文化基因的缺失，如果不能正視它，在精氣神兒上我們就比浙商低了一頭。

　　六問粵商：

　　為何你的商會總成擺設

　　廣東號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但為什麼廣東的商會組織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為什麼目前的浙江商會被稱為“中國的第一商會”，正日益成為政府和企業追捧的商業組織？我是廣東、浙江等地很多商會的顧問，有比較才會有感慨，今天我就借此機會同在座的諸位企業家談談我對商會的看法。中國各省市甚至各縣都有商會組織，但在我看來，只有浙江的商會實實在在地發揮了其應有之功效。舉個例子，歐盟商業協會曾以反傾銷的名義，要求對浙江溫州的打火機徵收重稅。如果判決生效，那麼溫州的打火機產業很可能就會被扼殺在搖籃裡。我十年前就開始關註溫州的打火機了，精明異常的溫州人剛開始時是幫日本、韓國代銷打火機，後來是自己拆開、琢磨，生產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再後來，經過幾年艱苦的探索與研究，溫州人終於將打火機裡面最關鍵零部件的生產技術完全掌握了，反過來用低廉的成本打敗了日本和韓國的產品，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生產和銷售打火機的大國，市場份額達90%。溫州的打火機不是廣東那種安全性能不過關的一次性打火機，而是那種很漂亮的工藝打火機。溫州的打火機物美價廉，因此迅速地占領了全球市場，由於能量太大了，歐洲受不了，就進行了反傾銷。在這種情況下，溫州商人預感到大禍臨頭了。他們找政府，政府鞭長莫及；找使館，使館愛莫能助。危難之時，溫州商會站出來了！商會就是要保護會員的權益！後來，一位商會的領導，也是一家生產虎牌打火機的溫州老闆出來牽頭，先拿出了300萬元，另外一些企業也紛紛慷慨解囊，湊足了1 000萬元，在歐洲請了最好的律師，主動出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世界通行的商業規則積極應訴。數月之後，只花了幾百萬元，就打贏了官司。中國的一些商會，長期以來一直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具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用處不大！溫州的商會，浙江各地的商會之所以能發揮出其原本應有的作用，是因為浙江經濟、“浙江人經濟”發展到今天，無論是其規模、形態，還是其涉及的領域、輻射與聚合的半徑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尤其是在浙江經濟沖出亞洲、走向世界以後。當它們在更廣泛的領域内與國際接軌的時候，真正意義上的純民間性質的商會就會應運而生，發揮出其重大的溝通、交流和協調作用。前一段時間，因做項目之故，我去了一趟溫州，遇見了那位在歐盟反傾銷戰中振臂一呼的溫州老闆，他告訴我，打贏這場戰争以後，中央有關部委專門把他請到了北京，就中國加入WTO以後商會究竟應該怎樣發揮作用的問題徵求了他的意見，並問及溫州商會為什麼會有這種銳氣和積極性？他回答說，首先是市場經濟的力量。我如果不出來保護自己，肯定就死掉了。為了幾個億的生意，我必須賭上這300萬。其次，商業事務通過官方的行政渠道，無法與西方對接。商會是民間組織，其功能之一就是扶持、幫助遭遇困難的企業，以商會的名義與西方的行業協會、政府打交道，他們就容易接受。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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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