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商幫，一個歷史的範疇(1)

　　鄧小平同志以力挽狂瀾的驚人魄力、大開大合的恢弘氣度，打開了沉睡已久的古老中華的大門，響亮地喊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三個有利於”等務實性的口號。中華民族自此躬逢千年未遇之變局，國人受壓千百年的創造潛能得以空前釋放，猶如噴薄之岩漿、決堤之洪波，鋪天蓋地、呼嘯而來。在短短的20年裡，中華民族取得了以往幾百年，甚至幾千年都難以望其項背的偉大成就——“高峽出平湖，當驚世界殊”。以此為背景，一個消失已久的群體，一個沉寂已久的話題，一個塵封已久的標本——中國商幫又再次崛起了！它引起了世人的廣泛關註。中國的商幫為何在此時熱浪滾滾？其勃發背後的深層原因為何？我們應怎樣看待這一現象？研究、考察中國商幫的興衰軌迹，在今天又有怎樣的現實意義？晉商與徽商的崛起明清之際，中國的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已經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農、牧產品的相對充裕，使得這兩類產品的交換成為歷史的必然，這也就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機緣。從歷史上看，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統治者的沖突幾乎從未間斷過。為了徵讨北方遊牧民族、維護邊疆安定，明清兩朝的統治者都面臨著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在北方地廣人稀的土地上，作戰軍隊的後勤供應。對晉商來說，這是一個良機。它不僅為長袖善舞的晉商提供了發財的商機，也促進了他們與皇權、與官府的結合，為他們成為具有壟斷特權的皇商奠定了基礎。以上兩點，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時”。山西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則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從整個中國的大視角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山西正好位於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的交界處，北鄰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牧民需要中原農民的茶和佈，中原農民也需要牧民的牛和馬。由此，晉商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雙方交易的樞紐和橋梁。在晉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惡劣的自然條件——“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據統計，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75年中，共發生旱災284次，平均不到兩年一次。清光緒初年，河南、河北、陝西、山西等地曾遭受特大旱災，“大地生煙，野絕青草，寸粒不收，雁糞充饑，骨肉相食，十室九空”，其中以山西的旱情最為嚴重，有1/3的人口在災荒中死去。當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只能選擇“走西口”——山西與内蒙交界的一處長城隘口。從這裡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賈，更多的人卻由此走上了不歸之路。但不管怎樣，作為農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確是晉商崛起的有利之地。最初的交易局限於山西及週邊地區，但隨著兩種文化、兩類產品的互補需求越來越大，加入這一商貿活動的商人越來越多，交易的輻射及聚合半徑就迅速擴大了——向内，擴展至幾百萬平方公裡的華夏大地；向外，延伸至遠東、貝加爾湖，直至蘇聯廣袤的遊牧之所。龐大的市場，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義的晉商，能量迅速放大，成為一支商業勁旅。此外，晉商的生意之所以能滲透到漠北的遊牧地區，還因為在一望無際的草原或沙丘上，交通沒有阻礙，用馬匹、駱駝就可以運送貨物。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啟動力是茶葉，主要市場在内陸腹地，運輸憑借的主要工具是舟楫。在徽商的作用下，源源不斷的物資由長江到上海入海口，順海而下到廣州，直抵南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考察過中國商幫的崛起，我們完全可以倒過來說“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是天時，呼喚了商幫，催生了商幫，造就了商幫；是地利，強化了某一特定區域（如山西和安徽）商幫的價值和地位；是人和，在商幫崛起過程中使商人們產生了一種精神，形成了一種能量。由此，一旦客觀環境（天時）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貿易的通路及所依憑的交通手段（地利）改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商幫很快就會銷聲匿迹，甚至蕩然無存。作為經濟實體的商幫雖然消失了，但其文化餘脈及其精神理念卻隨著流動的商人融合到了新的經濟社會之中。比如，徽商中的一部分消融於江浙一帶，特別是十裡風華的揚州；而晉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革，在進入民國時期後，他們留下的不僅僅是一些老字號和傳說，更是晉商文化與晉商意識。這種文化、意識與政治相互結合，便成為了政治圈中長袖善舞、亦政亦商的官僚資本，像國民黨時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山西軍閥閻錫山也屬此類，他任地方軍閥時的很多做法更像商人，如不同的鐵軌軌距，不同的貨幣等。晉商與徽商：商品經濟的侏儒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時，馬克思就指出，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經歷從初級形態、中級形態到高級形態的遞進階段。初級形態發生在流通領域，可以稱之為“商業資本”。先有相互的需求，才會產生交換商品的行為，進而形成商業活動，貿易的高級形式是國際貿易。商業資本發展到一定的階段肯定會進入產業資本，再從產業資本進化到金融資本。縱觀世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都逃不掉這個規律。但中國商幫的發展情況，不太一樣，他就像一個侏儒，長到1?2米就不長了，說他是大人，他的身體是小孩的；說他是小孩，他卻有一顆大人的腦袋。不管是晉商還是徽商，他們都主要停留在流通領域這個層面，產業資本的發育嚴重不足。之所以會成為侏儒，原因很多，諸如資本主義的發端不是中國歷史内在邏輯的必然結果，在封建帝制的卵翼之下，不可能出現產業革命以及與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憲政意識及產權關系。即便是近現代的中國資本主義，也是在巨大的民族危機壓力下產生的。在漫長的封建帝制時代，士農工商，士為首，官為本，商為末。再有錢的商人，也沒有多少社會地位。相反，功名在身的士人（讀書人）再窮，也會受到封建社會的廣泛推崇和尊重。所以，為了生存，為了發展，當然也為了緩解内心的焦慮和道德上的自卑，商人們紛紛依附官場，或者買個翎子（如胡雪岩），或者幹脆亦商亦士，讓自家有資質的子弟拼命讀書，博取功名，以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光宗耀祖、揚名顯親。讀書是另一種天賦，另一種家族遺傳，但讀不了怎麼辦？聚斂起大量財富的中國商人們就會在祖居之地大興土木，用千金萬銀拼命地打造如宮殿一般富麗堂皇的宅第。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超越自卑，顯示價值，擡高身價。在山西，在安徽，這樣固化了的商業精神和價值載體隨處可見。這些富商巨賈的建築，無不厚重偉岸、雕梁畫棟，“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鬥角”。但在其富麗、恢弘的氣勢下，仍然不可避免地散發出一股濃烈的酸腐、淺薄之氣，比如鐘上放個瓶，就叫“終身平安”；五個蝙蝠聚集一起，就叫“五福鬧壽”。中國的商幫是商品經濟的侏儒，因為它的“根”在流通領域，沒有形成完善的產業資本。但生意規模要做大，要獲取更大的利潤，於是他們引進了金融資本，甚至是官僚資本。於是，中國的商幫，雖然不長個子了，但卻長出了成年人的生理特徵。坐在桌子上是個大人，站起來只是個孩子——這是中國封建時代商幫的最大特點。正因如此，雖然在封建帝制時代，中國的商幫，尤其是晉商和徽商，他們的資本從商業資本轉入金融資本後，就出現了類似現代銀行的票號和錢莊。票號和錢莊建立的基礎一是網絡，二是信用。晉商、徽商遍及全國的銷售通路及店鋪為其票號和錢莊的產生提供了龐大的網絡，而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所累計的商業信用則為票號和錢莊註入了“靈魂”。說到底，金融資本靠的就是信用。為什麼目前人們要將錢存入銀行或購買保險，就是因為有國家信用的支撐。不論怎樣，票號、錢莊是中國封建時代商幫文化的高峰與絕響，它創造了無數的輝煌與奇迹，並且作為一種精神遺產消融於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然而，中國商幫雖然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創造了一些條件，但遺憾的是，它卻無法走向資本主義，它就像生長於牛糞之上的幼苗，不管長勢如何誘人，當有滔天的洪水奔襲而來時，卻必然會隨著牛糞一起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亦商亦盜的粵商與浙商其實，當晉商與徽商如日中天、橫掃華夏大地時，身處南國沿海邊陲的廣東粵商與位於東部沿海的浙商也已經活躍在了中國的萬裡海疆和内陸大地之上。由於天時不同、地利迥異，粵商、浙商與晉商、徽商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相似的是，它們都在封建經濟的框架内產生，都以資源的交易流通為主。不同的是，粵商與浙商主要經營國際貿易，尤其是粵商，他們充當國際二道販子，將西方國家的香料、毛制品、工業品，甚至印度的鴉片販了進來，同時他們也將中國的茶葉、絲綢等手工制品輸往西方。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