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與“珠三角”兩種企業發展模式的分析(1)

　　路徑迥異，模式不同曾經獨領風騷的粵商為何日漸式微？為何浙商後來居上、氣貫長虹？追根究底，既因先天的基因，亦因後天的進化。粵商欲重振雄風，當以浙商為鑒，以後天的加速進化彌補先天的基因缺失。在座的企業家，很多都是做鐘表生意的，我於鐘表業來說是一個門外漢，但企業成長的基本規律是相通的。據我了解，廣東的鐘表業，基本上都脫胎於“三來一補”。幾年前，我曾到瑞士考察過當地的鐘表業，感觸很深。瑞士的鐘表企業大體上分成兩塊，一塊專門做時尚手表；一塊專攻表面和設計。機芯則由兩家機芯廠生產，其餘大批的零配件，就由第三世界國家加工生產，中國的東莞和深圳就是主力軍。手表行業、珠寶行業，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建國以後的三十多年裡，我們奉行的是僵化的蘇聯模式，在此背景下我國出現了一批鐘表廠，生產諸如春蕾表、梅花表及上海表等，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發展，這些計劃經濟下的企業基本都不存在了。但我國的鐘表業卻重新崛起了，怎麼崛起的呢？大多數是通過“三來一補”實現的。首先是我國香港、台灣地區的商人帶著瑞士、日本的訂單來到深圳與東莞。在加工零配件的過程中，本土企業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感覺，開始生產自己的鐘表。目前中國是世界上鐘表生產和出口大國，擁有全球70%的市場份額，但我們卻不是世界鐘表強國。為什麼國產表一直不能形成大氣候？因為我們賣鐘表就像賣衣服一樣，是用秤來稱的，靠的是數量，價格低得吓人。瑞士的一些名表，在中國市場上的份額不大，但是銷售額卻占了70%。為什麼？因為其知識的附加值、品牌的含金量很高。在此背景下，我們的很多表廠渴望做品牌。但是必須記住兩句話：第一句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品牌之路太漫長、太遙遠，沒有一二十年根本做不到。第二句話，源於“珠三角”、“三來一補”的中國鐘表廠，存在著先天的基因缺失。要說清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涉及到“珠三角”的經濟模式——一個是珠江西岸模式，另一個是珠江東岸模式。西岸模式的主要代表是南海、番禺、順德，東岸模式的代表則是深圳和東莞。珠江的東西兩岸，由於生存條件的差異，形成了兩種基因、兩種生存方式。東莞和深圳連接香港，形成一條獨特的工業走廊，因近水樓台之故，最先享受了世界產業轉移的陽光雨露，它也是“三來一補”的最重要基地，東莞就被稱為“世界加工廠”，俨然是世界分工的一個環節，事實上它只是西方企業的一個生產車間而已。在這個背景下，珠江東岸的企業家整體發育是不完善的，有人戲稱其為“工廠主”或“車間主任”。二十多年過去了，當時條件遠不如東岸的珠江西岸，如順德、南海、佛山、中山等地，反而形成了很多品牌企業，這到底是為什麼？回首一望，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那時它們沒有機會被納入世界分工。這裡的老闆為了生存和發展，就從小商小販、個體戶做起，在戰争中學會了戰争，逐漸從“蝌蚪”變成了“青蛙”，企業也從弱到強、由小到大。企業要發展、要壯大，就要做研發，做銷售，做網絡，做品牌，這是企業維持生存的基本保證。所以這種背景和條件下的老闆經歷了從小老闆、中老闆到大老闆的完整進化過程，企業也因此可能做大、做強。而作為“三來一補”企業，卻無需考慮這些問題，它只要保證質量，按時交貨就可以了，品牌是別人的，與它沒有關系。這樣，珠江東西兩岸的老闆就形成了兩種格局。盡管現在東岸這一側賺的錢比西岸還多一些，但從長遠來看，如果這些“工廠主”、“車間主任”，不去補市場營銷、品牌營造這一課，一旦世界經濟危機出現，或是經濟重新洗牌，最終這些提供肚子給別人“生娃娃”的企業就一文不值了。因此，我認為，在小老闆階段通過與國外企業的分工協作挖到第一桶金固然很重要，但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有長遠眼光，僅僅滿足於當別人的配套車間，幫人家“生娃娃”是走不遠的，企業也是做不大的。最近我們在東莞幫幾個身家上十億元的企業做咨詢策劃。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我深深地感覺到了他們與珠江三角洲西岸南海、順德、番禺老闆的差別。他們企業的規模不一定比西岸的小，但他們對市場的理解、對品牌的理解、對營銷的理解，基本上是空白。另外，東岸企業的團隊基本上是拼湊的，而珠江西岸的許多企業，經過10年、20年的歷練，已經形成了一支能徵善戰，極具戰鬥力、競争力與凝聚力的團隊，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勢的企業文化。我還發現，時至今日東岸老闆的興奮點依舊是勾兌。如果不註意解決這些問題的話，可能會成為更大的問題——在越來越規範的市場裡，靠不規範的手段是走不遠的。浙商啟示錄這些年來我在全中國到處跑，“長三角”去的次數也很多，於是我經常把“長三角”和“珠三角”進行比較。如果說以前是廣東商幫領跑中國，那麼，近幾年來似乎是浙江商幫代表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呼風喚雨。中國發展到今天，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可以說今日之中國已經進入產品過剩的時代。在此背景下，形勢比人強，中國的產品不得不往高端走，往品牌之路走，往全世界走，這時廣東模式的很多弊端開始顯現，而浙江模式的優勢則凸現出來。前不久，我在佛山演講時就指出，浙江不僅有浙江經濟，而且還有“浙江人經濟”，而廣東只有廣東經濟，卻沒有“廣東人經濟”。從另一個角度講，粵商是坐商，浙商則是行商。浙江的人口大約只有廣東的一半，但現在浙江在全中國有300萬老闆，在全世界有100萬人。300萬浙江人，幾乎遍佈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100萬浙江人，分佈在全世界。正是這種所謂的“浙江人經濟”，使浙商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都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產生了自己的產業鍊、營銷鍊、血緣鍊以及區域鍊。浙江經濟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碩果累累的大樹，浙江千家萬戶的產品就是通過這個鍊條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為什麼浙江的飲料巨頭娃哈哈，最終打敗了廣東的健力寶和樂百氏？是實力嗎？不是！是什麼？是網絡。娃哈哈直達市場神經末梢的營銷網絡，讓世界飲料業的巨頭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也不敢掉以輕心。於是，在今日之中國，我們發現浙江的商人幾乎遍佈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大老闆，占北京、上海；中老闆，占廣東、福建；再小的老闆，就往新疆、西藏去。幾乎有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而每個老闆的心中都有一個夢想——從“蝌蚪”變成“青蛙”。當條件不具備的時候，他就老老實實地當“蝌蚪”，到別人不願意去的地方，靠勤奮去發財，等原始積累完成了，就迅速地從“蝌蚪”變成“青蛙”，然後再往高處走。相反，我見過很多廣東老闆，包括我的很多客戶，我趕他們去北京、上海拓展，不到兩天他們就都跑回來了——打死也不去。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北方太苦了，又沒有早茶吃，又沒有湯喝，日子很難受。要講過日子，還是咱們廣東好，到北京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發了財還是要回廣東生活。”這就是浙商與粵商一個很大的區別。盡管廣東人曾將粵菜館開到了全國，將廣東貨賣遍了神州，但在世人眼中，廣東經濟依然是“小販經濟”，沒有像浙商那樣形成自己遍及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產業網、營銷網。盡管五邑、順德、潮汕等地號稱自己在全世界有多少海外同胞，但是我沒有看到海外的廣東人與廣東的廣東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關聯性，遠沒有形成内外互動、優勢互補的商業網絡。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廣東的人緣、地緣和血緣優勢，進而打造一個交流互動、信息通暢、優勢互補的市場網絡，這的確是一個很值得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浙商與粵商的第二個差別，現在也顯現出來了。今天中國的經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產品從短缺時代進入到過剩時代。在過去物質短缺的年代，產品怕的是生產不出來，只要能生產出來，就肯定能賣得出去，所以那年月從事生產的老闆沒有不發財的。可到了過剩時代，仿佛一夜之間，什麼東西都不好賣了，以前低聲下氣、窩窩囊囊的消費者現在變成了“上帝”、“衣食父母”。現在好像除了房地產業的日子還好過，其他企業都被激烈的競争壓得喘不過氣來，所以無論是哪個行業都想往房地產上靠。鐘表行業的利潤也越來越薄，據我所知，有些地方賣表甚至用手來抓，一把手表多少錢，把表賣成這個樣子，實在是太可怕了。時代已經悄然地改變了，我們的企業觀念也必須改變。在這個產品全面過剩的時代，任何一個不走品牌化道路的企業，都只有死路一條。只有品牌化，才有附加值，才有生存空間。浙商仍然搶占了先機。大家知道，10年前，溫州差不多是假貨的代名詞；但10年之後，溫州卻成了品牌的大本營。前不久發生了一件大事，憤怒的西班牙商人把溫州商人的皮鞋城燒了，從而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註。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