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生存法則(3)

　　黃陸之争與二王之争，孰是孰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此不宜評說。不過，深谙中國國情、置身大澤之中的企業家們，卻得出了一個颠撲不破的真理——攘外必先安内。否則，其高歌猛進之時便是老窩被端之日。正因如此，企業家族化不但沒有減弱之勢，反而愈演愈烈，妙招叠出，且不乏實效。姑試舉一二：其一，王員外招親。為確保自己的萬貫家業不付之東流，利用女兒釣金龜婿也就成了一條捷徑。經過一番嚴格的考核與競争之後，入選者大多品行端正，更不乏留洋的MBA，通常是千裡挑一的知識精英。其二，紅粉兵團董事會。有些企業家，雄性激素比較發達，因此，在事業擴張的過程中也就不乏女人的身影。而女人一旦有了寄托的平台，也通常是不讓須眉的，很快便會成為打理家族資產的生力軍。與社會上流行的CEO相比，她們更讓企業家放心，一般情況下是絕對不會倒戈的，並且這種奇特的格局在管理成本、決策效率上也要比常規手段好得多。於是，這些企業家便利用紅粉們争寵好勝之心、同性相妒之理，頻頻施展“政治”攻略，上下其手，平衡控制，一舉數得。這些好似天方夜譚的故事之所以在真實的社會中存在，並且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源於中國企業家們生存環境的特殊與殘酷。在一個幾乎無規可循、無信用可言、無強力保障的轉型社會中，對他們而言，任人唯親是風險最小的選擇，打虎還要親兄弟，何況是執掌基業！如果環境改善了，他們何嘗不願用更為科學、更為規範的方式來發展企業！生存法則之八：善做長線，跑馬拉松張瑞敏可謂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欲破解張瑞敏創造的海爾之謎，自然離不開對山東文化的梳理。短短十幾年時間，張瑞敏居然把一個瀕臨破產的小廠做成了一個年產值高達四百多億元的巨無霸，也難怪會有那麼多的國内外機構與組織頒獎給張瑞敏。海爾為什麼能成功？在海爾起步之初，廣東的家電企業早已借地利之便先行一步，開始北伐之旅。可是，為什麼今日真正成氣候的卻是後來居上的山東海爾，而廣東早期的家電驕子們都已經灰飛煙滅了呢？為什麼在國有企業日漸式微、紛紛改弦易轍的今天，偏偏是身為國有企業的海爾能一枝獨秀呢？另外，同為國有企業的海信，為什麼也能蓬勃發展呢？除了經營、管理、品牌塑造、團隊協作、企業文化運作成功之外，還有沒有更為深層的原因呢？對文化情有獨鐘的我，看來還是要在文化中去找尋海爾成功的原因。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山東採訪時，聽說有上百個百萬乃至千萬富翁，居然帶著辛辛苦苦賺來的全部家產“投奔共產黨”。既沒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風聲，又不是將功贖罪的浮財，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違背初級階段“人性”之理的舉動呢？於是，我找了幾個當事人了解情況，以解胸中之惑。原來，他們的萬貫家財並非是上繳了國庫，而是歸了其“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的村落，作為條件，他們本人自然成了該村的黨支部書記兼村長。表面上，企業的所有權屬於村裡，但財產使用、掌控大權卻牢牢地掌握在他們的手中。從此，坐鎮一方，富貴兼有。在我細細地走訪、調查之後，發現這些人皆有一個特點：因家庭出身或其他原因，他們長期以來與官位無緣，雖則富了，但在本地，他們卻並非是萬衆景仰的權威，始終感到壓抑、卑微。後來，我多次踏入膠東大地，發現深受孔孟文化熏陶的山東人在其價值理念中，重貴而非富。在其眼中，有了富不一定貴，有了貴也不太在乎富（其實富是貴的必然的、順帶的結果）。難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哥一定要帶領衆梁山兄弟接受招安，這也是那些老闆們願意以富換貴的深層文化原因。而一向務實的廣東人則不然，在其價值理念中，富是第一位的，有了富就有了貴，沒有富來支撐的貴是不讓人羨慕的。深受“重貴輕富”的魯文化傳統影響的山東人，形成了講信義、講忠誠、講榮譽的性格，擔當得起大事，並且也容易抱團。有句話說：“山東人在正確的路線下是模範，在錯誤的路線下也是模範。”因此，只要有個好頭，不愁山東人做不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梁山泊的108條好漢，也印證了山東地域性格的特點。廣東則恰恰相反。廣東商業文化發達，商業歷史悠久，民衆比較崇尚務實、善於捕捉機會，且大多特立獨行，天馬行空，崇尚個體之卓越，看輕群體之榮譽，“白耗子，黑耗子，不被老貓抓住就是好耗子”之高論就出自廣東。具體表現在企業運營上，山東人做企業是自覺地在跑一場馬拉松，從一開始就做長線，胸懷大志，著眼長遠，故海爾能夠以“敬業報國，追求卓越”的精神來自我激勵，長期不懈地堅持品牌戰略和其服務理念，最終結出了沉甸甸的果實。而廣東人做企業則更像是一場百米賽跑，目標就在眼前，追求短、平、快，甚至是不撈白不撈，因此廣東的企業常常是弄潮的好手，遍地開花，但似乎也很難長大。特殊的地域文化使人們產生了極強的價值認同感，山東人所特?的對模範效應的推崇與追隨，使海爾的員工有強烈的責任感、榮譽感，向心力極強，管理隊伍也非常穩定。而廣東企業的管理層則動蕩不安，人人都想做老闆，炒更、跳槽乃家常便飯，故人才難留，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一句話，在深受地域文化影響的企業文化中的凝聚力與號召力上，廣東的企業是難以望山東海爾之項背的。同時，當海爾的規模逐漸擴張、品牌效應日益風生水起之時，山東的政治、金融、管理等資源都迅速地向海爾集團傾斜，從而使其無後顧之憂，能夠高速地發展。這種衆人拾柴火焰高的資源配置效應頗有點不計成本的戰時共產主義味道，其優勢是可以迅速調動、整合各種社會資源，集中力量，打一場殲滅戰，從而達到獨步當代的目的。但其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養兒不算飯食錢”，企業榮辱成敗全系於一人身上的企業文化，稍有閃失，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所以說，海爾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張瑞敏的成功，也是山東文化的成功。正是山東人這種與生俱來、代代相傳的價值觀與文化觀，造就了今天的海爾奇觀。與善跑馬拉松的海爾相比，廣東企業更像一個十項全能的選手：一會兒推鉛球，一會兒擲鐵餅，一會兒投標槍，遊泳、跑步、跳高……忙得不亦樂乎。於是，魚蝦滿谷，繁星滿天；潮漲潮落，死死生生。也許天然具有“私有”傾向的廣東企業註定要走一條荊棘叢生之路，也許其頗具個性的做法，會讓他們中的不少企業家更容易昙花一現，但是一次次的毀滅、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之後，他們最終會更接近市場經濟。廣東的企業家們或許要為他們的想法與做法付出沉重的代價，如一次次的企業解體，一次次的二次分配，在其付出代價的同時，最終也會沉澱到一個更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機制或平台之上，從而打造出更具市場適應能力的百年老店。生存法則之九：孔雀開屏，交易成本最低張朝陽提出的“眼球就是註意力，註意力就是經濟”的觀點，一時之間，點醒了很多企業家的媒體意識。在大衆的聚光燈下翩翩起舞，一是可以滿足自身的明星癖，二是可以省去不少的廣告費，何樂而不為呢？於是，我們看到萬科的王石今天爬山，明天跳傘，後天搖身一變又成了摩托羅拉的形象代言人。相比之下，皇城根下的地產明星潘石屹則靈巧得多，笑臉盈盈，直言自己已基本娛樂化，早已樂在其中了。你說他是劉曉慶，他反而說自己是章子怡，奈其如何！為什麼中國的企業家們大都喜歡抛頭露面，亮相於鏡頭前，行走於舞台，佈道於四方？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其一，企業家與媒體的親密關系可以用經濟學上常用的“交易成本”來衡量。在商言商，企業家骨子裡終究是商人。當其通過媒體曝光而獲取的廣告效應及無形、有形的收益遠大於他因此所支出的成本時，他自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其二，“醉翁之意不在酒”。與有實力的企業家相比，張揚的多是“在路上”的老闆，其想通過媒體效應膨脹其資產，誇大其實力，潇灑其人生。所以，就需像孔雀一樣頻繁地開屏，虛張聲勢以引起人們的註意，從而獲取更多的機會。因此，就一般意義而言，越是喜歡作秀的企業家，越是喜歡曝光的企業家，越有可能是泥足巨人、稻草英雄，南德、巨人、三株、愛多、秦池、亞細亞等都是如此。其三，壓抑太久，個性偏好。古人雲：“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長久以來，官為首、商為末，商人在社會上毫無地位可言，長期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商人們從未獲得過像今天這樣尊崇的地位。揚眉吐氣的企業家們在獲得豐厚利潤的同時，自然也想過一把明星瘾，尤其是那些天生的侃爺和具有自戀情結的人，畢竟這個世界上真正看淡名利的人太少。孔雀開屏，雖然可能使交易成本較低。但要提醒那些喜歡在媒體上亮相的精英們的是，任何一個企業或個人的品牌，除了知名度，還有美譽度和忠誠度，三者應該是層層遞進的關系。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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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