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老闆是如何煉成的(2)

　　但它卻做成了行業的一面旗幟，資產升至數百億，全社會的目光便聚焦於它。盡管當初柳大帥僅僅向老東家借了二十多萬的開辦費，並且這筆款項早就歸還，但從根本上講，聯想集團仍屬於集體資產。柳傳志太熟悉中國的國情和歷史文化了，他深知自己的屁股底下有一座阿裡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以讓他灰飛煙滅的火山。所以，他花了足足十幾年的時間遊走於邊緣，與各色人等打起了太極拳，最後的結果是：國家認可、上級滿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們高興，普天之下皆大歡喜。李東生老謀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外圍實驗，90年代末期搞了所謂的“授權經營”，這種過渡非常的巧妙。當萬事俱備，天時、地利都到位之後，他通過引進所謂的“海外戰略投資”，自然就完成了複雜的產權改革，於是，他也就從一個“國有資產”的管理人變成了一個腰纏億萬的“資本家”。這種深謀遠慮、綿長細膩的功夫是已修煉到相當境界的人才可能做得到的。春蘭的改制胎死腹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存量”上下大力氣，難免會給人留下利用職權之便侵吞國有資產的口實，而李東生的民營化之路卻始終鎖定在企業的“增量”資產，這樣他就守住了這條不可逾越的底線。萬科的王石玩的則是另外一種策略。試問，王石為什麼僅僅只有區區數百萬的家產？要知道，他做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門人。為什麼許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國股市興風作浪的“江洋大盜”們多把船弄翻了，而唯獨他不僅把船開得平平穩穩，而且還直挂雲帆濟滄海，一路開進了新時代？王石說，他成功的秘訣是不貪。這所謂的“不貪”有兩個解釋：一是多數房地產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潤還嫌賺得少，他則相反，超過百分之十的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門人化公為私，窮廟富方丈，他卻滿足於自己的幾十萬年薪。但這些解釋都是結果，不是原因。事實上，作為一家大型品牌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王石之所以沒有成為億萬富翁，不是因為他與錢有仇，也不是因為他自命清高、潔身自好——如果真是這樣，王石早就被市場消滅了，哪會有今天的領袖風採？根本原因是，在以弱擊強、殘酷激烈的“鬥争”中，作為國有資產的保護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絕對控制權，首先就得拔刀“自宮”，保護好自己！《王石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始終沒有把這個關鍵的命門點破。萬科的老東家是深圳大型的國有企業特發集團（特區發展集團公司）。王石特立獨行的個性與行為模式，使他與老東家的關系一直相當緊張。當初萬科欲上市時，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後來，王石為了擺脫官僚氣甚濃的老東家，曾打算將萬科的大股東地位拱手讓給北京華潤置業，其條件非常優惠，但即將簽合同時，老東家打了翻天印。試想一下，萬科是國有控股企業，他與老東家的關系又長期緊張，要是王石真的“貪婪”，那麼，他的下場可能比李經緯還要慘。作為老闆，王石自己的年薪僅有幾十萬，那麼，他手下的職業經理人們又怎麼可能發大財！為安全計，為鬥争計，為“後院不失火”計，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線就是不犯侵吞國有資產或使國有資產流失的錯誤，不犯貪污、行賄受賄等經濟上的錯誤，這樣，那些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人就沒辦法置他於萬劫不複的深淵。正因為王石與老東家的關系劍拔弩張、複雜微妙，使得他不敢在灰色領域靈活穿梭，更不敢在明裡暗裡為自己謀私利。另外，他也沒有必要為追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險。力百斤者負五十，輕裝上陣，剩餘精力去飛傘、登山，去玩值得一玩的任何時尚。“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回首當年與萬科一起出發的“海盜船”，不知是那些監守自盜，雖身家過億最終卻船毀廟滅的新富豪們成功幸福，還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歎世界的王石來得潇灑。難怪，王石的哥們兒——北京萬通集團的董事長馮侖，在談到王石的成功時說：王石是逼出來的聖人！一語道破天機。有道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滿辯證法的。第三類老闆是那些有強烈的政治情結，但仕途卻陰差陽錯地被徹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四通的萬潤南、南德的牟其中等，後期的標志性人物有海爾的張瑞敏、長虹的倪潤峰、華為的任正非、大午集團的孫大午等。這類老闆無疑是中國企業家之中最有才學、最有韬略、最雄辯、最充滿激情的一類。他們對金錢本身的興趣遠沒有對名譽、地位、權勢以及影響力的追求濃厚，也就是說，他們都有非常強烈、甚至狂熱的政治情節。他們的案頭置放的是中國的傳統經典，諸如《老子》、《孫子兵法》、《資治通鑒》、《毛澤東選集》等。但因造化弄人，他們已經沒有可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學以及滿身的文韬武略了，於是便紛紛響應黨的號召下到海裡，乘風破浪。華為的掌門人任正非，是一個政治情結很重的?。重慶郵電大學畢業之後，就“混進”了軍隊（因其父的歷史問題還沒有定論，政審馬虎了一點兒）。在部隊並非根紅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地工作，刻苦地鑽研科學技術（好在他當的是技術兵，而非扛槍打仗的野戰兵）。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裡，老任（按理應該叫小任）盡管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的技術難題，盡管他的手下一個個立功獲獎，但他卻沒有得到一紙獎狀，更沒有光榮入黨。他就這樣不鹹不淡地在部隊裡待了近十年。1976年，“野心家、陰謀家、妄圖篡黨奪權”的“四人幫”被一舉粉碎，任正非也開始揚眉吐氣了。1978年，作為“毛選學習標兵”的他，以非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了由鄧小平主持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全國科學大會，自是風光無限，老父親激動之餘，將他與中央領導的合影放大用鏡框小心地裝好，放在家裡最顯眼的地方。憋了十多年的任正非，正意氣風發、準備乘長風破萬裡浪時，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隊因為大裁軍整體轉業，無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脫下了軍裝，變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裡。如果今天有人告訴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騙得很慘，你相信嗎？不過，這是事實。可見，那時的他還沒有完全靜下心來。但任正非與牟其中、禹作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多了點兒理性。當發現已經沒有可能走“又紅又專”的仕途時，他非常果斷地將自己的整個生命激情、智慧與才華全部傾註於當下的事業，而且心無旁骛。經過若幹年艱苦卓絕乃至九死一生的拼搏，他終於開辟了一片天地。凡是存在過的註定要留下痕迹。仔細研究華為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任正非的市場攻略、客戶政策、競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與運作，無一不深深地打上了我們傳統的權謀智慧以及毛澤東鬥争哲學的烙印。翻開任正非的内部講話材料和華為的宣傳資料，其字裡行間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戰争術語，你仿佛置身於一個別樣的戰争環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熱血奔流。以至於有人說進入華為的人都被洗了腦，老任並不否認這一點，卻反說，一個自信的企業最大的底氣來自於它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麼說，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權謀智慧，硬是打造出了一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鐵甲兵團，將西門子、朗訊、阿爾卡特、摩托羅拉等跨國的獅子們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產品占領了一流的市場。任正非的身上烙上了毛澤東時代的深深印記。他們這一代人因為特殊而複雜的家庭背景，有著與生俱來的“原罪感”，似乎他們人生的目的就是通過不斷的奮鬥、拼搏，從而達到贖罪之目的。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狠鬥私字一閃念”的贖罪意識表現於外，就是堅韌的毅力、不屈不撓的奮進、燃燒的激情、樂於奉獻的犧牲精神以及滲入骨髓的民族憂患意識。他們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樂者，他們往往率先垂範，吃苦在前，享樂在後，他們對員工說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給我上”。大雨滂沱、汽車抛錨時，脫掉皮鞋，卷起褲腳，冒雨推車；將廢品做成“獎品”發給相關的研發人員；為了提醒生產及研發部門的領導深入實際，居然給每人送一雙皮鞋。凡此種種，發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這種懷著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覺不自覺地在苦水裡泡三遍，在鹹水裡泡三遍，再在血水裡泡三遍的精神歷練，使任正非滋生出強烈的民族意識、長線意識以及憂患意識。當海爾大張旗鼓地說“海爾，明天的世界500強”時，任正非則鄭重其事地講，華為在三代之内不要談這個問題。在IT業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之時，老任卻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華為的冬天要來了！比之狼來了還要恐怖，憂患、焦慮之心之情溢於言表。據說，《我的父親母親》一文是任正非親自撰寫的，發表前還叮囑部下，不準擅自改動一個字。讀完這篇流傳一時的文章，感慨之餘，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該文是新時期的《陳情表》。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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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