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老闆是如何煉成的(3)

　　當年的李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終讓皇帝收回成命，使他得以在家中盡孝，而他本人也因《陳情表》而留名青史。任正非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以纏綿、細膩的筆調傳遞出了複雜、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個時代的人，也只有具有他那樣複雜、特殊身世背景的人，才會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將其心中的萬千感慨，通過筆墨傾瀉而出。在文章中，他向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黨傳遞了一種深沉的訴求，“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要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中的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是中堅分子，但卻無愧於黨和人民。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已經歷史可鑒。”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評道：“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梁。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或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並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麼純潔，花那麼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地要求他們。”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筆法”，明裡是為父母大人鳴不平，暗地裡是在說自己——我一手締造的華為雖然不是“根紅苗正”的國有企業，不像它們那樣純潔，但是我們仍然像父輩一樣，“擁護革命，追隨革命，愛國愛黨”，我們奉公守法，照章納稅，從不亂說、亂動，所以希望主流社會不要用有色眼鏡看我們，不要用放大鏡審視我們的純潔度，而要用寬厚、包容的心態來認同我們、接納我們，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國家之幸。任正非告訴我們，其父親、母親終其一生，僅僅就是希望主流社會能夠接納、認同及善待他們這些因不可抗力而背景複雜的人。當然，這種訴求是通過感人的細節描寫來表達的，如老父親將任正非出席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與中央領導的合影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挂在牆上，全家都引以為豪”。任母去世前，任正非早已是千萬、億萬富翁了，為什麼任母她老人家還要辛辛苦苦地攢下幾萬元，說是任正非不可能永遠都好，留點錢救他。華為創業之初，任正非的父母曾來深圳與其同住，兩個老人節約得近乎吝啬，“當時在廣東賣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這比内地還新鮮呢！晚上再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賣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實，老任在創辦華為之前，早就通過銷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換機賺了上千萬了，否則，他怎麼敢創辦一家費力耗錢的高科技企業？那麼，兩位飽經風霜的老人為什麼要這麼“小氣”呢？原因只有一個，經歷過“文革”洗禮的他們，直到今日，内心仍然忐忑不安、憂愁滿腹、顧慮重重，始終充滿恐懼感。而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嘗不是如此！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如畏四鄰，一有風吹草動，就夜不能寐，心驚肉跳。於是，華為總部那長長的走廊上，挂滿了一幅幅任正非與中央領導同志的合影照片，這仿佛就成了他的護身符。任正非在文中最後說：“我一生無愧於祖國、無愧於人民，無愧於事業與員工，無愧於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好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好他們。”任正非的《我的父親母親》一文，除此之外，還傳遞了多種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關於華為的背景。華為的巨大成功，讓國内外的諸多人士對其崛起的原因產生了諸多的猜測，有人說任正非是高幹子弟或者有高幹背景，又有人說華為有軍方背景，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篇飽含深情的美文一經發表，這些臆測之詞便不攻自破。當然，擅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過這篇文章讓華為的員工及社會上衆多關註華為發展的人，認識另一個任正非——在铮铮鐵骨、堅韌不拔背後的“俠骨柔腸”，“老當益壯，甯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我們擔心的是，老任的這種能力是否可以培養？他的繼任者將怎樣跨越這樣的障礙？這樣的戰争文化能否在其接班人的手中發揚光大？隨著競争的日益規範，這種穿梭於灰色領域的靈活手法是否還會有效？我們拭目以待——華為這頭“土狼”怎樣快速地進化成“獅子”！華為走好。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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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