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老闆是如何煉成的(1)

　　毋庸諱言，古老的中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創造了震古爍今、登峰造極的農業文明。帝國的疆域遼闊，人口衆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幹旱、洪澇、山崩、地震，幾乎年年發生；邊境紛擾，外族觊觎；權臣、軍閥伺機蠢蠢欲動。因此，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統治的手段是異常嚴密而殘酷的。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在亞洲，權力就不能不老是專制的。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便要迅速形成一種割據的局面。”在這種特殊的地理、政治格局中，“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成為一種必然。在帝王的眼中，“商”很容易成為一股破壞性的力量，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孟德斯鸠還說：“在君主統治的政體下，貿易通常建立在奢侈的基础上，雖然那里的貿易也以實際的需要為基础，但是貿易的主要目的卻是為貿易國獲取一切為它的虛驕逸樂和奇思妙想服務的東西。”因此，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說，老子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之講。宋朝理學大家朱熹更是公開地說要“存天理，滅人欲”。正是在這種複雜、特殊的環境當中，為了維持農業文明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專司貨物貿易的人，不管是“行商”還是“坐賈”，就只能在一個狹窄的空間中苟延殘喘，在社會的等級排序中只能屈居末尾。不僅如此，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對這些商人也是大加撻伐，比如“無奸不商”、“見利忘義”，比如“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到了毛澤東時代，因為特定的國際與國內環境，工人階級是領導力量，貧下中農是基础力量，而商人再一次跌入社會的底層。四處遊走的商人同樣被視為破壞社會安定的因素，是“挖社會主義牆腳”，莊嚴的刑法甚至專為之設定了一個罪名“投機倒把罪”，違反者要嚴懲不貸。西方心理學家與社會行為學家認為，人的欲望可以被摧殘，可以被強力壓制，但卻永遠不可能被消滅。相反，壓抑的程度越深，反彈力就越大。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尤其是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之後，市場經濟第一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們社會的神聖殿堂。一時間，被打壓了幾千年的商潮如黃河決堤：排山倒海、洶湧澎湃、勢如破竹、一瀉千里。仿佛一夜之間，商人、老闆、企業家成為了這個古老帝國的新貴，登高望遠，把酒臨風，何等喜氣洋洋、畅快淋漓！過去人憎鬼厭、“狗不理”的商人們，成了備受民衆與媒體追捧的明星，鮮花、掌聲、閃光燈此起彼伏。名牌美服，週吳鄭王；香車寶馬，麗人環繞；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們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中國的商人、老闆或者企業家們如此富有戲劇性的命運變遷，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可能都是空前絕後的。第一類老闆主要是來自社會底層，屬於草根階層。他們主要集聚在廣東的“珠三角”及江浙一帶（其中以浙江為最多）。廣東90%以上的老闆都是洗腳上田的農民，另外一部分是小手工業者。而浙江的民營企業100強中，90%的老闆出身是農民、裁縫、修鞋匠等小手工業者。這些人普遍家境貧寒、兄弟姐妹衆多，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有的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可以說他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從小就飽嘗生活的艱辛，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他們無權無勢，沒有任何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與複雜的人際關係背景。他們也沒有任何資產，可以說是身無長物、兩手空空。為了家庭及個人的生計，他們很早就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了解了社會的方方面面。但是苦難的生活、強大的壓力、卑賤的地位，不僅沒有磨滅他們積極向上的鬥志，反而讓他們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出人頭地的願望。為了光宗耀祖、衣錦還鄉，他們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者”，因此最具冒險精神及鬥爭意識——失去的僅僅是“鎖鏈”，而得到的卻可能是整個世界。當改革開放之風剛剛刮起時，當整個社會的“精英”們還在為“商品經濟”、“剥削”、“雇工”、“姓資姓社”等高深的理論問題爭論不休時，這些草根階層已經冒著被抓、被關的危險投機於南北、倒把於東西。當市場經濟尘埃落定時，他們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紮根於大地母親的身體之上，積聚了向更高台階進發的實力與資本。在20世紀80年代，這些草根老闆們遭到了相當普遍的嘲笑與鄙視——不學無術，胸無點墨，只不過運氣好，才發了財。那時的小說、電影、電視無不充滿了對他們的仇視與敵意，當然還有按捺不住的嫉妒與羨慕。今日，他們已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群體之一，成為備受媒體與閃光燈追捧的大衆明星，但仍有許多人對其出身、水平、能力產生質疑：具備如此素質的企業家所領導的企業能走向世界、成為百年老店嗎？是的，這些草根老闆出身卑微，沒有接受過系統、專業的訓練，沒有優雅的談吐，也沒有潇灑的舉止，但他們卻是中國八九億農民當中的龍中之龍、鳳中之鳳、精英中的精英！他們今天的成就不是來自於世襲，不是來自於欽命，而是來自於殘酷的生存競爭。他們的發展軌迹暗合了生存競爭的哲學——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人們看到的僅僅是他們的出身，但人們並不知道他們的成功率遠遠低於科班出身者，可能只有科班出身者的十萬分之一、甚至百萬分之一，但也正是這種高賠率，使成功的他們更具有傳奇色彩與生命力。就像戰爭年代的將軍、元帥一樣，他可能只是一個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或是一個農民，甚至是一個和尚。但是，須知“一將功成萬骨枯”，他們在戰爭中學會了戰爭時所需要的一切知識，由於環境的特殊與殘酷，這種學習能力驚人地強。洪秀全的太平軍在短短數年之內就橫掃了大清的半壁江山，八旗兵被打得屁滾尿流，只有招架之功，卻無還手之力。如果不是後來湖南出了個曾文正公，大清可能會就此完結。而指揮太平軍作戰的親王、元帥、大將們，在不久前大多只是深山老林中卑微的燒炭佬或貧賤的農民，除了本村的人沒有人認識他們，革命之前，他們只有諸如“狗剩”、“發崽”、“旺財”等的小名，連大名都沒有。而被他們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叫娘的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將軍們則個個都是談吐高雅的飽學之士！可見，人有沒有所謂的“知識”，尤其是書本上的知識並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創業初期是這樣，重要的是有沒有生存的智慧以及在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可以說，不管是權力角逐，還是市場競爭，勝敗的關鍵是智慧！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德國的大學問家歌德也曾說過類似的話，“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所以，今天我們看見富豪榜上有這麼多的草根老闆，就很正常了。第二類老闆的出身各不相同，如何在政治、經濟二者之間走好鋼絲，並且達到“和平演變”之目的，就是這些人不斷磨煉的生存秘籍。聯想的柳傳志、TCL的李東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華西村的吳仁寶等，都可以歸為這一類。創業時他們都有國有或集體的背景，所以，他們的奮鬥歷程盡管充滿了艱難險阻，但卻往往沒有前者惨烈、充滿血腥。他們的官方背景令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對他們的生存與發展不但不是一種阻力，反而是一種力量。這時，只要他們頭腦靈活、行動快捷，兼具市場意識、管理能力，一般來說，他們都能獲得巨大的成功。其實，對他們最嚴峻的考驗是，如何在迅速發展的企業與個人逐漸膨脹的野心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這也是對他們生存智慧的極限挑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領域或複雜迷宮中的先行者。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橫店集團的徐文榮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與時俱進”的模範人物，二人創業之時都是農村基層組織的支部書記，根紅苗正。當鄧小平同志要全國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時，他們自覺自願地戴起了“紅帽子”，乘著政策的春風加大了鄉鎮企業建設的步伐；當鄧小平同志要求大家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不要像小腳女人那樣、不要受“姓資姓社”的束縛時，他們紛紛搞起了股份制改革；當政府要求加快產權改革、轉變經營機制，國企紛紛易幟、鄉企紛紛變姓之時，他們順理成章地摘掉了“小紅帽”或者指定了接班人，悄悄地實現了“和平演變”。福佈斯上相當一部分的江浙億萬富翁就是屬於這一類。以柳傳志、李東生為代表的老闆屬於另一類，他們將古老的東方智慧在新時期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演繹。這一類人在“忍”字上做足了文章，耐力之好、目光之遠、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戰國時期的謀臣、策士。而健力寶李經緯的功虧一篑，青春寶馮根生的產權改革流產，皆因沒有柳、李那樣的定力與耐性。聯想這樣的企業，如果當初它在市場中被消滅了，可能也就沒有人關心了。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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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