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教育並重，建立自覺紀律(2)

　　二是可以解決法不責衆的問題。靠懲戒維護紀律，只在少數人違紀時有效。如果違反紀律的人多了，以致形成一種風氣，那懲戒就會失去威懾作用。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法不責衆。而自覺的紀律建立在多數官兵覺悟的基礎上，一般不會出現同時違紀的情況。不但多數人不違紀，而且他們會幫助領導做工作，督促不夠自覺的少數人，共同維護部隊的紀律。因為在他們看來，維護紀律不僅是領導的職責，而且也是全體官兵共同的義務。大多數人自覺地遵守紀律，堅決地維護紀律，對少數違紀分子處理起來就容易得多。

　　三是可以解決關鍵時刻的表現。紀律意味著服從。一般情況下，只要管理者提出了要求，多數人都會聽從。可當管理者的要求直接影響到人們的切身利益，甚至危及人的生命時，情況就不同了。只有高度的自覺性，才能確保官兵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始終嚴守紀律。電影《決戰甯、泸、杭》中有這樣一組鏡頭。解放上海時，部隊曾明確了兩條紀律：一是為保護城市，避免傷及無辜，進攻中一律不準用炮；二是進城後任何人都不準進民房，盡量少擾民。上海戰役打響後，國民黨守軍果然利用樓房和街道頑強抗拒。如果我軍允許使用火炮，這本不是難題。可上級不準用炮的規定，卻直接限制了我軍的攻擊力，部隊進攻受阻，傷亡很大。一些基層指戰員不理解，甚至提出“是要資產階級的大樓，還是要無產階級戰士的生命”這樣尖銳的問題。面對質疑，我軍指揮員態度堅決，反複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強調上海是人民的城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價，也要讓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部隊攻入上海後，按規定露宿街頭。許多戰士打了幾天的仗，沒有水喝，嘴唇幹裂，聽到附近居民家中的自來水一直在響，可就是嚴守紀律，不入民宅。顯然，這些都不是一般軍隊所能做到的。只有建立在高度自覺的基礎上，部隊才能在關鍵時刻過得硬。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年曾國藩統率下的湘軍攻入太平天國都城後，縱兵劫掠，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把一座繁華無比的六朝古都，搞得像人間地獄。湘軍從上到下都發了橫財，包括曾氏兄弟。據史書記載，當年清廷曾電敕曾國藩，追問太平天國國庫裡的金銀到哪裡去了。為了阻止湘軍將掠奪來的財富運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長江上攔截船只進行檢查，逼得湘軍官兵將財寶藏在撐船用的竹槓裡。時間久了，這一秘密被清軍發現，於是加了一項檢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槓，看是否有夾帶。“敲竹槓”一詞即由此而來。

　　以“醇儒”標榜的曾國藩一向以從嚴治軍、保國護民自诩，曾多次表示，“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軍士所過，有取民間一草一木不給錢者，即行正法”。湘軍組建之初，與清廷其他軍隊比，軍紀也算好的。為什麼打下天京後會一反常態，縱容官兵大肆劫掠呢？根本原因就在於，湘軍官兵打仗都是為了個人升官發財，打下天京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面對那些在戰場上殺紅了眼，一心指望得到補償的官兵，曾國藩明白，如果採取強硬手段去約束，很可能會激起事變。所以，狡猾的他甯肯背負罵名，對手下的違紀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自覺紀律之所以優於“棍棒”紀律，是因為它符合人的行為規律。中國古代儒家學說有兩個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禮，認為仁是君子的道德情懷，禮是君子的外在表現。一般來說，君子都是“發乎仁，止乎禮”。意思是說，仁是内在的，禮是外在的；仁是決定性的，禮是從屬性的；仁是禮的靈魂，禮是仁的表現。只有具備了仁義的道德情懷，才能不折不扣地遵從禮儀的要求。同時，也只有嚴格按照禮儀規範去做了，才能證明一個人確實具備了仁義的道德情懷。

　　古代兵家對思想道德與行為規範相互關系的認識，與儒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也非常看重對士兵的紀律教育，強調“用兵之法，教誡為先”，反對“不教而誅”。古代著名的軍事將領，帶兵方面都是兼用儒法的。首先是強化思想教育，宣明法紀，講清道理，盡量使大多數官兵自覺地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在此基礎上，再強調和實行依法治軍，賞優罰劣，對少數不聽招呼的“害群之馬”，嚴加懲治。

　　對於自覺紀律比“棍棒”紀律好，估計多數人都能認同。問題是怎樣才能建立起自覺的紀律，這就需要了解我軍紀律教育的基本做法和經驗。

　　從紀律教育的内容看，部隊通常強調三個問題。一是講清建立鐵的紀律對軍隊的意義，講清紀律與軍隊宗旨、與戰鬥勝利、與群衆擁護之間的相互關系。二是講清紀律問題的實質是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系，遵守紀律就是要顧全大局，甘願奉獻，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整體利益。三是講清“嚴是愛，松是害”的道理，指出培養良好的組織紀律觀念，對於官兵個人成長進步的益處。只有將這些道理講深講透，讓官兵真正理解並接受，才有可能建立?自覺的紀律。

　　從紀律教育的方式方法看，我軍的經驗就更豐富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搞好入伍教育，打牢思想根基。多年來我軍形成了一個好傳統，即所有新加入軍隊的同志，無論學歷高低，無論原來從事什麼工作，都需接受系統的入伍教育，以盡快完成由老百姓向合格軍人的轉變。紀律教育就是入伍教育的一項主要内容。通過教育，使剛剛穿上新軍裝的官兵明白，自步入軍營大門的這一刻起，自己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而成為人民解放軍這個光榮集體中的一分子。有了這一重身份，人民群衆對自己便有了更多的期望，自己也必須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個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事關軍隊的聲譽。因此，軍隊的紀律帶有強制性，指揮員的命令必須堅決服從。如果違抗命令，違反紀律，就會受到批評、處分甚至制裁。

　　入伍時的紀律教育搞好了，對官兵後來的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筆者當兵已38年，至今難忘新兵連組織的紀律教育課。當時領導具體講了哪些道理，實事求是地說，筆者早就想不起來了，可對講課時所舉的本部隊一位老兵模範遵守紀律的事例，卻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位同志請假進城辦事，返回時發現公共汽車已經停運，為了不超假，他獨自摸黑走了30多裡路，終於提前趕回了部隊。這件事情很小，與筆者日後軍旅生活中所見到、聽到的典型事例相比，可以說微不足道，但它卻給筆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此可見新兵紀律教育的作用。

　　二是搞好經常性教育，不斷強化紀律意識。毛澤東說：“我們軍隊裡頭要經常進行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幾個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幾次氣。新兵來了，要進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幹部，只要你不整風，他的思想也要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7頁。這裡，提到我軍紀律教育的兩條基本經驗。首先是常抓不懈。將紀律教育列為部隊的一項經常性工作，每隔一段時間，就需主動安排，而不能等到出了問題再去亡羊補牢。通過經常性教育，不斷強化官兵的紀律觀念。近些年，部隊經常性紀律教育主要是學習條令條例，強化條令意識，強調“條令條令，條條是令”，明確要求全體官兵熟知條令、條例的有關内容，時時處處用條令、條例來規範自己的言行。特別是各級帶兵者，要把條令、條例當做教科書，一條一條地背誦，一條一條地領會，一條一條地實踐，真正成為“條令通”。其次，是與整風相結合。紀律教育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就不能空談道理，必須緊密聯系實際，著眼於解決存在的問題，具體的辦法就是進行作風紀律整頓。在一些管理嚴格的部隊，每年都要進行幾次作風紀律整頓。關於如何組織整頓，已形成成熟的經驗，其中包括及時發現違紀苗頭，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正確選擇整頓時機，確保整頓、工作兩不誤；充分發動群衆，揭露矛盾，防止整頓走過場；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有針對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妥善處理違紀人員，鞏固和擴大整頓成果，等等。這些經驗很值得企業重視。

本文摘自《領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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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著名企業家雖然很成功，其經驗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們畢竟只是創辦或有效管理了一個企業。而毛澤東卻成功地締造和領導了一個黨，一支軍隊，打下了一個天下。
歷史上像毛澤東這樣，在不長的時間裡，就將起義失敗後殘留的不足千人的隊伍，培育成無堅不摧、雄視天下的百萬大軍，並目在武器裝備遠落後於對手的情況下，仍能令號稱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對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談判桌前，這種豐功偉業絕無僅有。
所以，在中國辦企業，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講毛澤東、而講毛澤東管理思想要首推其軍隊管理的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