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教育並重，建立自覺紀律(3)

　　三是結合典型事例，開展隨機教育。盡管採取了各種措施，部隊仍難免出現個別違紀現象。這當然不是好事，不過，如果領導處理得法，有時亦能收到課堂教育難以收到的效果。筆者所在的部隊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當年，部隊物質文化生活條件較差，每月只放一兩次電影，這是官兵們的主要娛樂之一。放電影時，分散居住在附近村莊的各個營連，要打上背包，走幾裡山路，趕到團部操場集合。有一次，到了規定時間，全團整隊完畢，發現有一個連未能按時趕到。值班首長很不高興，黑著臉，一句話不說，讓全團官兵都站著等。幾分鐘後，那個連隊急匆匆地從遠處跑來，氣喘籲籲的連長照例向值班首長敬禮，報告人數。首長還禮後問了一句，“通知你連幾點趕到？現在幾點了？”然後，二話不說，命令該連原路帶回。相信親眼目睹了這一幕的全團官兵，恐怕再也忘不了什麼是時間觀念了。

　　現在社會上研究聯想公司發展史的材料，都會談及“罰站一分鐘”的故事。這也是運用典型進行紀律教育的生動事例。如多數企業一樣，聯想公司剛組建時，員工的時間觀念也不強，開會遲到是家常便飯。為此，公司特別作出凡遲到者罰站一分鐘的規定。一開始人們不以為然，但柳傳志執意堅持這麼做，並且從自己和公司骨幹做起。據說，第一個被罰站的人就是柳傳志的一位老領導。柳傳志本人，也被罰過三次。多年堅持下來，公司的紀律狀況大有改善。據說，聯想公司員工在體育館開大會時，隊伍整齊，秩序井然，散會後地上不留任何紙片。這就是一種力量，有了這樣的員工隊伍，何愁事業不能發展。

　　四是多種形式宣傳，使紀律觀念深入人心。說到以多種形式進行宣傳，大家自然會想到歌曲《三大紀律八項註意》。這首誕生於土地革命戰争年代的歌曲，在部隊傳唱了70年。每唱一遍，官兵的紀律意識都得到一次強化。毛澤東晚年組織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老人家還親自帶領司令員們唱起這首歌，並邊唱邊講。1984年洛杉矶奧運會，我國體育代表團第一次步入奧運會場，演奏的也是這支曲子，可見其影響之大。

　　前一階段報刊上有文章說，歌曲《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是模仿曾國藩《湘軍水師得勝歌》而作。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從歌詞上看，兩首歌確有相類之處。可實際上，歌曲《三大紀律八項註意》是1935年10月由紅15軍團政治部創作的。中央紅軍到陝北後，曾派出參觀團攜演出隊到紅15軍團交流，演出隊發現紅15軍團編寫的這首歌很好聽，便帶回中央紅軍，使這首歌在更大範圍傳唱開來。新中國成立後，總政治部根據1947年10月10日正式頒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佈三大紀律八項註意的訓令》，對部分歌詞作了修改，一直傳唱至今。

　　自覺的紀律是我軍的特點，我軍一向主張指揮員在下達指示、提出要求時，應盡量講清道理，啟發部屬自覺自願地加以執行。可紀律畢竟帶有強制性，教育中必須講清理解與執行的關系，防止強調了自覺性而忽略紀律的強制性。軍隊在執行戰鬥任務時，常會遇到一些緊急情況，根本來不及對上級的命令、指示作出解釋。這時就必須強調，“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的過程中加深理解”。毛澤東在“文革”鬧得最亂的1968年曾說過：“現在有一種說法：要抵制錯誤的領導。這樣在群衆中是可以的，但在軍隊中不能這樣。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見辦，軍隊怎能打仗？軍隊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見辦怎麼行，這樣軍隊就不像個樣子了。”《毛澤東建軍思想概論》，侯魯梁著，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頁。

　　現代企業管理中也需要強化紀律，維護秩序。為此，不少企業家提出向軍隊學習，採用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管理。也有一些企業家持相反意見，認為軍事化管理意味著方法簡單，態度生硬，擔心會因此而影響知識型員工的凝聚力、創造力和主動性。從表面上看，這兩種觀點截然對立，可深入分析，其認識有一致處，即都認為解決紀律和秩序問題只能靠“鐵心腸、鐵手腕、鐵面孔”，而軍隊就是運用“三鐵”維護紀律的代表。然而他們不了解軍隊的紀律也可以建立在自覺的基礎上，鐵的紀律未必一定得靠“三鐵”來維系。

　　有些企業家也承認自覺紀律的優越性，可總覺得員工素質太差，培養自覺紀律很難。他們認為與其加強思想教育，不如加大獎懲力度來得容易。甚至說，對一些素質不高的員工，沒什麼道理好講，只有罰點錢，甚至給一腳，他們才能長點記性。這種觀點並不新鮮，與舊軍隊“棍棒底下出好兵”的說法如出一轍。簡單地說，還是高高在上，站在員工的對立面說話，至於這個觀點的錯誤，似乎不需多說。70多年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毛澤東領導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都可以建立起自覺的紀律，如今到了21世紀，社會經濟生活大大發展，人們的文明程度普遍提高，怎麼反倒只有靠懲罰才能維護紀律了呢？

　　部分學者雖意識到自覺紀律的重要，卻給出不同於毛澤東的解決辦法。如《從優秀到卓越》一書的作者提出：“實現跨越的公司建立了一貫制度，但他們也給予員工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和責任。他們聘用嚴於自律無需管理的人，公司只需管理系統，而不需管理這些人。”作者的主意不錯，問題是從哪裡去找這種“嚴於自律無需管理的人”。再說人的思想不斷變化，即使找到一些思想基礎不錯的人，剛來公司時有一定的自律性，可誰能保證他們的思想就不發生變化，能一輩子嚴於自律？所以，根本的解決辦法還在教育。

　　談到紀律教育，不能不講到近些年社會上流行的一種觀點，即不講我軍與舊軍隊的根本區別，也不講我軍的紀律是自覺的紀律，只是強調“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好像世界各國軍隊紀律教育的内容都差不多。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實際上，自覺的紀律是人民軍隊紀律建設的真谛。在毛澤東時代，軍隊開展紀律教育時總是特別強調，我軍的紀律與一切舊軍隊根本不同，不是來自什麼天職，而是來自革命軍人的覺悟。當年，部隊很少講“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起碼，筆者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是在當兵十幾年後。至於什麼“服從就是在執行中不問為什麼，只想怎麼幹”，更是毛澤東一貫堅決反對的“愚兵政策”。這不但培養不出自覺的紀律，搞不好還會培養出一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殺人機器”。

　　美國軍隊就是用“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來教育部隊的。在這一思想熏陶下，美軍官兵養成了不辨是非，不問對錯，只知道盲目地服從上級命令的習慣。他們幹了壞事包括犯下殺人、虐俘等罪行後，只要說一句“我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似乎就沒有任何個人責任了。為什麼美國軍隊經常幹出一些出格的壞事，為什麼美國軍人的社會形象始終不好，應該說，實行“愚兵政策”是一個重要原因。

　　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軍隊，情況也差不多，大都主張無條件地樹立軍官的權威。如蘇聯軍隊的《内務條例》上就明文規定：“部屬必須無條件地服從自己的指揮員（首長）”，“不允許批評指揮員和首長的命令與指示”。正是受這些思想的影響，所以社會上相當多的人一想到軍隊，馬上就聯想起專制獨裁、絕對服從。

　　前些年管理學界流行過一本小冊子《致信加西亞》。書的内容十分簡單，說的是美國獨立戰争時期，一位軍官如何歷盡千辛萬苦，克服各種困難，將一封重要的信轉送到古巴軍事領導人手中。故事本身並不曲折，也沒有講出什麼深刻的哲理，真正吸引管理者的，只是書中主人公最後說的一句話，“作為軍人，接受任務後，不問為什麼，只是千方百計地完成”。一些企業家特別欣賞加西亞的這句話，希望所屬員工都能像加西亞一樣，有出色的執行力。有些企業甚至將該書發給員工人手一冊，要求所有員工認真學習領會。還有一本僞書《沒有任何借口》，借西點軍校說事，大講員工為什麼必須無條件地服從老闆指揮，據說也很受管理者歡迎。前不久出版的《向軍隊學管理》一書甚至提出：“雖然上級的決策也有錯誤的時候，但是，你也應該遵從執行。你既不能事先加以肯定或指責，也不要事後加以抱怨或輕視他的決定。”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都是對軍隊管理的一種曲解。起碼，人民解放軍的管理不是這樣要求。不加強思想教育，講清道理，啟發自覺，指望員工盲目地服從，恐怕只是少數管理者的一相情願。因為，人都是有思想的，人的多數行為大都在意識的支配下。思想通了，才能一通百通，才能自覺地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執行紀律，遵守規定。而如果員工的覺悟沒提高，思想上不通，雖然高壓之下也會服從管理，但轉過臉去，卻極有可能是另一番模樣。而且，一味地提倡盲從，還會產生其他副作用，如只認權力，不認真理。如聯想公司發展史上，就曾出現有人借強化紀律搞獨立王國，部分員工只聽從某個人的指揮，甚至連柳傳志都管不了的情況，最後不得不採取組織調整。

本文摘自《領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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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著名企業家雖然很成功，其經驗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們畢竟只是創辦或有效管理了一個企業。而毛澤東卻成功地締造和領導了一個黨，一支軍隊，打下了一個天下。
歷史上像毛澤東這樣，在不長的時間裡，就將起義失敗後殘留的不足千人的隊伍，培育成無堅不摧、雄視天下的百萬大軍，並目在武器裝備遠落後於對手的情況下，仍能令號稱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對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談判桌前，這種豐功偉業絕無僅有。
所以，在中國辦企業，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講毛澤東、而講毛澤東管理思想要首推其軍隊管理的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