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軍隊思想建設理論的由來和發展(1)

　　毛澤東的這套管理辦法是在他帶兵實踐中被逼出來的。

　　在長期的農村遊擊戰争環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衆參與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政黨有沒有可能不走以往農民起義軍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農民為主，卻又無產階級化的革命軍隊？如何建立這樣的軍隊？這是全新的問題。

　　在鞏固和發展紅軍的實踐中，毛澤東認識到思想教育的極端重要性。他不僅深入到官兵中間，親自做思想工作，經常給部隊講課，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錯誤傾向，而且註意總結經驗，使之上升為管理理論。

　　《古田會議決議》是我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馬克思列甯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部隊，樹立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把紅軍建設成為一支“服從無產階級領導的，服從於人民鬥争和根據地建設需要的工具”。

　　毛澤東關於軍隊思想建設理論的形成、確立給了人們一個深刻啟示：思想教育的價值並非一目了然。對思想建設重要性的認識，管理者往往會經歷一個過程。紅軍是通過古田會議統一認識，走上思想建軍之路的，企業是否也需要召開自己的“古田會議”呢？

　　將管理與教育融為一體，力圖通過教育提高人的思想覺悟，來達到管理目標，是毛澤東軍隊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在這方面，毛澤東有一系列精辟的闡述。在毛澤東的倡導和組織下，我軍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誇張地說，思想教育堪稱毛澤東領導下人民軍隊管理的一絕。時至今日，國内外學者談到毛澤東，大都對其通過灌輸影響官兵思想的本領贊不絕口。可有誰知道，毛澤東的這套管理辦法也是在其帶兵實踐中被逼出來的。

　　我軍是在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創建的，從誕生之日起就處在強大敵人的包圍中。在新的革命高潮一時無法到來的情況下，弱小的紅軍能否生存，如何發展，當時黨内及社會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如1929年陳獨秀在《論紅軍問題》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來，朱毛一類所謂的“紅軍”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因為偏僻農村的社會環境及生活方式，會使這種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隊伍日漸流氓無產階級化，會不時發生領導層内讧，最終脫離黨的領導，變成新式流寇。陳獨秀斷言，這種“紅軍”沒有存在價值，也沒有任何前途，只能導致黨内許多好同志的無謂犧牲。

　　如果純粹從理論上推斷，陳獨秀的分析不無道理。在長期的農村遊擊戰争環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衆參與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政黨有沒有可能不走以往農民起義軍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農民為主，卻又無產階級化的革命軍隊？如何建立這樣的軍隊？這是全新的問題。不僅陳獨秀持懷疑態度，就連當時實際上指導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和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無法給出明確答案。

　　如果說黨的其他領導人只是從理論上意識到紅軍的鞏固、發展及無產階級化可能出現問題，那麼，親自組織和領導這支隊伍的毛澤東，對問題的感受顯然更真切、更深刻。事實上，初創時期的紅軍本來就成分複雜，加上環境惡劣，出師不利，部隊的士氣一度非常低落。不僅士兵和基層軍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連一些指揮員也發生了動搖，離隊的離隊，叛變的叛變。如秋收起義部隊的師長餘灑度、團長蘇先駿等，就先後以向上級匯報情況為借口不辭而別。“三灣改編”後，部隊整編為一個團開赴井岡山。上山不久，團長陳浩、副團長韓壯劍、參謀長徐恕等又密謀拉隊伍叛變投敵，被毛澤東及時發現並處決。

　　要鞏固和發展紅軍，最難的還不是對付動搖分子，而是如何做好留隊官兵的思想工作。由於缺乏理論指導和實踐經驗，說不清真正的紅軍到底該如何建、怎樣管，官兵中各種想法都有，出現了許多不良傾向。毛澤東在《關於糾正黨内的錯誤思想》一文中，列舉了其中的八種，即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餘等。讀過毛澤東這篇文章，設身處地想象一下當時的情景，不難感受到，當時官兵的思想多麼混亂，要鞏固和發展這支軍隊多麼不易。事實上，大革命失敗後，我黨在全國各地曾組織領導了100多次武裝起義，可獲得成功並保存下紅軍部隊的只是少數。一些起義之所以沒能成功，起義部隊之所以沒能保存下來，與領導人缺乏理論指導和帶兵經驗有直接關系。

　　正是在鞏固和發展紅軍的實踐中，毛澤東認識到思想教育的極端重要性。他不僅深入到官兵中間，親自做思想工作，經常給部隊講課，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錯誤傾向，而且還註意總結這方面的經驗，使之上升為管理理論。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争》一文中寫道：“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頁。“紅軍既是從舊式軍隊變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的擁護者。”為此，必須“加緊政治訓練”。《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頁。“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頁。“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頁。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已經有了註重從思想上建軍，將思想教育作為管理部隊基本途徑的明確意識。

　　毛澤東關於思想建軍的主張，開始並沒有為紅軍其他領導完全理解和接受。朱毛會師組建紅四軍後，領導層内部圍繞如何建軍、如何帶兵等問題不斷引發争論。部分同志受舊軍隊單純軍事觀點的影響，以為紅軍的任務與白軍相仿，只是單純的打仗，因而“軍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不管用什麼方法帶兵，只要能打勝仗就行。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分歧公開化了。表面上看，當時争論焦點在設不設立紅四軍的軍委，可問題的實質卻是究竟應該建設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如何建設這支軍隊。由於毛澤東關於思想建軍的主張帶有相當的獨創性，與以往任何軍隊的管理都不同，故當時並沒有被多數同志接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影響，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落選了，不得不離開紅軍領導崗位。部隊思想建設受到削弱後，各方面工作都受到影響，紅四軍接連打了幾次敗仗，人員損失了三分之一。經過正反事例的對比，紅軍指揮員們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在黨中央的直接指導下，毛澤東重回紅四軍領導崗位。1929年12月，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毛澤東在總結建軍兩年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親自為大會起草了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

　　《古田會議決議》是我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就是以馬克思列甯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教育部隊，樹立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把紅軍建設成為一支“服從無產階級領導的，服從於人民鬥争和根據地建設需要的工具”。古田會議共形成了八個決議案，其中三個是關於政治教育方面的，即“關於糾正黨内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問題的決議案”、“關於黨内教育問題決議案”和“關於士兵政治訓練的問題決議案”。這些文件的形成，意味著建軍以來部隊内部時常争論的一些問題終於有了答案。

　　首先，《古田會議決議》指明了軍隊政治思想教育的極端重要性。通過分析紅軍中錯誤思想的八種主要表現，決議指出這些錯誤思想是因為紅軍成分及黨的領導機關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争造成的，對紅軍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革命給予紅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並有使紅軍離開黨的領導的危險。因此，“紅軍黨内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上述觀點的提出，從根本上確立了思想教育在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摘自《領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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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著名企業家雖然很成功，其經驗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們畢竟只是創辦或有效管理了一個企業。而毛澤東卻成功地締造和領導了一個黨，一支軍隊，打下了一個天下。
歷史上像毛澤東這樣，在不長的時間裡，就將起義失敗後殘留的不足千人的隊伍，培育成無堅不摧、雄視天下的百萬大軍，並目在武器裝備遠落後於對手的情況下，仍能令號稱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對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談判桌前，這種豐功偉業絕無僅有。
所以，在中國辦企業，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講毛澤東、而講毛澤東管理思想要首推其軍隊管理的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