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開對宗旨問題認識常出現的六種困惑(2)

2014-01-04 09:48:49

  2?企業家有可能將創造顧客作為唯一宗旨嗎

  企業宗旨實際上與企業家的精神境界有關,一般來說,會有一個由低到高的變化過程。企業在起步階段,多數企業家確實是一心想賺錢,因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只要能賺錢,幹什麼,怎麼幹都可以。用聯想公司柳傳志的話說,企業家最初都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是哪裡”。要想讓企業家像當年毛澤東等革命者那樣,一開始就以為人民服務作為價值追求,是不現實的。《基業長青》的作者也認為,“並非所有高瞻遠矚公司創業時都有明白規定的核心理念”,“早期只是設法起步,開始向前沖,一直到公司逐步演變後,理念才漸漸清楚”。實際上,許多企業都是在創辦10年左右時,才明確寫出公司宗旨的。

  創業之初,難見宗旨。可是,當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要想持續發展,做大做強,企業家就必須在價值追求方面有所超越。這時,雖然企業家每天也在賺錢,但已不是為個人賺錢而賺錢了,而是將賺錢視為實現遠大目標的一條途徑、一種標志。實際上,一些著名企業家都有這麼一個思想變化的過程。

  松下幸之助有一定的代表性。松下幸之助本人1918年開始創業。經過努力,他把一個只有幾名員工的小廠,慢慢發展成有相當規模的松下幸之助電器公司。隨著事業的發展,松下幸之助個人及其家庭的物質生活條件不斷改善,再也不用為衣食而憂了,可這樣一來,反倒失去了前進的動力。用他自己的話說,有了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幹嗎還要繼續努力去經營企業。直到1932年某一天,松下幸之助參加了一個宗教活動,深深地被信徒所表現出來的虔誠所感動。晚上回家後浮想聯翩,他突然想到企業與宗教的共同之處:宗教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而企業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二者都是造福社會的神聖事業。企業家應該通過向顧客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這種方式來服務社會,這才是辦企業的意義。想到這裡,松下幸之助豁然開朗,興奮不已,“我懂得了真正的使命,心情無比激動,這同以前曾有過的無數次創新時所感覺到的喜悅心情一樣,是無法形容的。我全身熱血沸騰,深深感到工作的崇高和嚴肅”。第二天上班後,松下幸之助將全體員工召集在一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宣佈了松下電器公司的宗旨,強調公司從此有了新的生命,並將那一天即1932年5月5日,定為公司的誕辰。此後,每年的5月5日就成為松下公司正式的創業紀念日。

  松下幸之助當年的困惑,現實生活中許多企業家也遇到了。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内確有相當一批企業家走出了艱苦創業階段,手中積攢起巨額財富。有錢之後,經常萦繞他們心頭的,也是還要不要繼續奮鬥,為什麼而奮鬥的問題。不過,似乎真正想明白了的企業家還不太多。幾年前,張瑞敏在與記者的一次交談中,談到現在不少民營企業家,特別是南方一些企業家,已感覺不到辦企業有什麼樂趣了。因為市場競争越來越激烈,經濟秩序越來越規範,經營企業的難度明顯加大。而企業家手裡的錢已經不少了,完全夠花了,再幹下去實在沒多大意思,還不如隨便玩玩,享受人生。因為,花出去的錢才是自己的,放在賬上的只是數字。張瑞敏認為,這可不是好現象:國企管理者因為錢少而不幹,民營企業家因為錢多也不想幹了,中國的經濟怎麼發展?張瑞敏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真正成大事的人,要有一種覺悟,一種境界,有一種為國家、為民族、為本企業員工甘願奉獻犧牲的精神。“我們在市場競争中首先戰勝的不是對方,而是我們自己,戰勝自身的缺點,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

  松下幸之助的醒悟,張瑞敏的感歎,是否已經回答這個問題了呢?

  無數事實表明,凡是能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企業家,大都跨越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精神境界。對他們來說,“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是主觀為顧客,為社會,客觀上成就了企業,成就了自己。

  3?企業員工有可能實現個人價值方面的超越嗎

  企業家在辦企業的過程中,精神境界會發生變化,員工其實也一樣。要求員工像當年熱血青年參加革命那樣,一心一意到企業中實現救國救民的抱負,肯定是不現實的。其實,當年毛澤東領導工農紅軍上井岡山時,也遇到了類似問題。現在人們常有一種錯覺,以為跟著毛澤東上井岡山的,肯定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但是,真實情況並非如此。當年的紅軍隊伍的成員比較複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毛澤東的辦法是:一方面,明確並堅持建軍宗旨,強調我軍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考慮到官兵大都是拿槍的老百姓,真正認同我軍宗旨會有一個過程,因而從滿足官兵的基本需求入手,先把他們吸引進來,穩定下來,然後再通過長期的思想教育和環境熏陶,不斷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形象地說,開始階段是“打土豪,分田地”,“保衛勝利果實”;以後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最後才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

  關於這個問題,聶榮臻同志在個人回憶錄中講過一段話:“‘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鬥争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這是斯大林關於政治工作的名言。我在中央根據地的工作實踐中,也有深切體會。試問我們的每一個紅軍戰士,為什麼要當紅軍,他們都會回答你是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進一步地問他,他會回答你:‘為了蘇維埃新中國!’‘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更進一步問,他會回答你:‘為了實現共產主義!’每個農民參軍,都經歷了一個對革命目的由不認識到認識的過程,由初步具有這種認識,隨後就變成每個革命戰士終身為之奮鬥的政治目標、政治思想和鬥争信念。戰鬥力就是從這裡生長出來的。”《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頁。

  許多人可能看過電影《紅色娘子軍》,片中女主人公吳瓊花的思想轉變過程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吳瓊花上山參加紅軍,最初的目的就是殺南霸天,為親人報仇。正因為她報仇心切,所以才在第一次執行任務時暴露了目標,犯了錯誤。後來在連隊黨代表的耐心幫助下,她認識到消滅一個南霸天遠遠不夠,世界上還有無數個南霸天、北霸天,要想讓天下的窮人都過上好日子,再不受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就必須推翻整個舊制度,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新社會。

  一些人不相信員工可以實現價值觀方面的超越,很大程度上是受思想教育理論中一個傳統觀點的影響,即認為青少年時代是世界觀形成時期,一個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質大都會在這個階段定型。從抓緊對青少年思想教育的角度看,這麼講是必要的。但筆者認為,對此不宜作絕對化理解。實際上,成年人的思想和價值觀也會隨週圍環境和自身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甚至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以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來說,近代史上有名的反派人物,曾大肆鼓吹帝制,為袁世凱當皇帝造輿論的“洪憲六君子”之一——楊度,晚年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加入了共產黨;而前些年一些曾經對共產主義非常虔誠的老黨員、老革命反倒失去信仰,癡迷上了“法輪功”。由此可見人的可變性、可塑性。

本文摘自《領軍之道》


   一些著名企業家雖然很成功,其經驗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們畢竟只是創辦或有效管理了一個企業。而毛澤東卻成功地締造和領導了一個黨,一支軍隊,打下了一個天下。
歷史上像毛澤東這樣,在不長的時間裡,就將起義失敗後殘留的不足千人的隊伍,培育成無堅不摧、雄視天下的百萬大軍,並目在武器裝備遠落後於對手的情況下,仍能令號稱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對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談判桌前,這種豐功偉業絕無僅有。
所以,在中國辦企業,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國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講毛澤東、而講毛澤東管理思想要首推其軍隊管理的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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