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監管協調與再監管機制(2)

　　監管聯席會議名存實亡

　　雖然2003年9月召開的第一次監管聯席會議就明確例會每季度召開一次，但第二次聯席會議的召開卻是在2004年3月，其間間隔半年。正因如此，三大監管機構之間存在的協調和溝通問題漸露端倪。

　　2003年初，數家基金公司將貨幣市場基金推出方案上報證監會，之後，因銀監會和證監會在政策協調上未達成一致，貨幣市場基金出台時間被一再推遲。當時争議的問題之一，就是以貨幣市場金融工具為投資對象的基金，監管權到底該歸屬證監會，央行，還是銀監會？

　　2004年3月18日，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根據已建立的協調工作機制，召開了三家監管機構第二次監管聯席會議。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證監會主席尚福林、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出席了會議。

　　會議著重就如何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幹意見》進行了溝通、讨論和協商。此外，還就加強金融監管的其他具體問題進行了充分交流和讨論。

　　但是這次監管聯席會議的效果並不顯著。這一點從銀行發行次級債方面銀監會和保監會的“鬥法”就可以略知一二。

　　2003年底，銀監會通過一項政策，銀行得以通過發行次級債增加資本實力。當時業内普遍認為，保險公司是這種債務的最大買家。但2004年3月末，保監會卻發文對保險公司買入次級債進行限制。此事發生在第二次三方監管聯席會議後不久。

　　事情最終得到解決已經是三個月之後的2004年6月下旬，央行與銀監會聯合發文，以允許商業銀行互持次級債的方式解決了發行通道的問題，一週後，保監會也對其政策進行了調整，放寬了保險公司投資次級債的限制。

　　原惠譽評級中國首席代表邬潤揚博士曾表示，央行和銀監會允許銀行間購買次級債券，實屬迫不得已。

　　2004年6月28日，《中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公佈。但本應在當月召開的季度監管聯席會議也正是這個時候沒有了下文。直到2005年9月，三方監管聯席會議再也沒有召開。並且除了2004年10月25日保監會和證監會聯合發佈《保險機構投資者股票投資管理暫行辦法》之外，市場並沒有看到監管機構三方之間或者某兩方之間的密切協作。

　　業内人士指出，監管聯席會議制度設計與安排依然存在著諸多有待完善的問題：

　　首先，這種分工協作缺少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參與。“備忘錄”明確了“三會”的職責分工，卻沒有兼顧到“三會”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分工協作關系。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有必要隨時掌握金融體系的動態，並及時對金融體系的風險作出正確評估。

　　其次，“備忘錄”中“三會”之間地位平等，沒有從屬關系，難免缺乏足夠的動力和有效的約束將各自信息向對方披露。一旦各監管機構之間對某項政策產生利益糾葛，或出現對各自所監管行業利益的保護行為時，缺乏一種強制力量予以調節。

　　更重要的，“備忘錄”所體現出的監管理念仍是一種“部門對機構”的傳統監管方式。

　　在沒有監管聯席會議的日子裡，中國人民銀行扮演了協調人的角色。從2004年3月至2005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分別與監管機構聯合發佈了超過10個政策性文件，其中多項涉及三方監管聯席會議應該協調的内容。

　　改進監管協調機制

　　自從中國銀監會成立之後，金融業界人士和金融專家對於改進監管協調機制提出了很多建議。這些建議最核心的是兩條：設立金融監管協調的常設機構；進一步健全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

本文摘自《中國金融大變革》

---

　　2006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金融業正式對外資全面開放，這是中國金融業27年改革開放的一個“水到渠成”之舉。
　　回想27年前的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成為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先聲。27年來，中國金融改革伴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共進。中國金融體系已經從中國人民銀行集監管者和經營者於一身的“大一統”金融體系逐步走向監管機構與被監管對象分家，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分家，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分業經營，中資機構和外資機構同台競争的日趨完善的金融體系。
　　在中國金融業對外資全面開放這一具有標志意義的重要時刻，回顧過去27年來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回顧其中衆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於中國金融業下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長期從事金融領域報道的資深記者和金融行業咨詢的資深專家，兩位作者憑借對於中國金融業改革的深厚了解，完成了這本試圖較為全面地反映過去27年中國金融業全面變革的著作，希望能夠對廣大的中國金融領域的從業者以及對中國金融改革感興趣的海内外人士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