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處可見的過度補償和過度反應

　　在希思羅國際機場的跑道上寫作容易嗎？—設法讓教皇將你的書列為禁書—如何毆打一位經濟學家（但不要用力過猛，足夠讓攻擊者進監獄即可）

　　有一天，我坐在美國政府顧問和決策者戴維·哈爾彭的辦公室，發現了我自己的領域依賴性。在聽說了我對反脆弱性的看法後，哈爾彭告訴了我一種被稱為創傷後成長的現象，這是與創傷後壓力綜合徵相對立的一種現象，指的是人們在受到過去事件的傷害後重新振作並超越自己。我此前從未聽說過這種現象，惭愧的是，我也從未努力思考過它的存在：雖有少量相關文獻材料存在，但在一個狹小的學科領域外鮮有人宣傳。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以及所謂的習得詞匯中，我們聽到的更多的是更聳人聽聞的創傷後應激障礙，而非創傷後成長。但從“磨煉性格”這樣的表達中，我們可以看到通俗文化已經意識到了這一概念的存在。同樣意識到這一點的還有古地中海的經典作品和我們的老祖母。

　　知識分子往往關註的是隨機性（脆弱性）帶來的負面反應，而非正面反應（反脆弱性）。這不僅僅發生在心理學領域，它隨處可見。

　　你怎麼創新？首先，嘗試惹上麻煩。我的意思是嚴重的但並不致命的麻煩。我認為（這並不是一種推測，而是一種信念），創新和成熟源自最初的創新必要性，但卻超越了滿足這種必要性的狀態（即最初發明或發明嘗試帶來的意外副作用）。自然，經典思想中也不乏這方面的思考，比如有一句拉丁諺語說的就是藝術家成長於饑餓之中。這種觀點在古典文學中無所不在：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就認為困難喚醒了天才，用佈魯克林英語翻譯出來就是“當生活給了你一顆苦果……”

　　對挫折的過度反應所釋放出來的多餘能量成就了創新！

　　來自古人的這種思考，比它表面看上去更博大精深。它在許多層面上與現代的方法和創新思路大相徑庭，因為我們往往傾向於認為，創新來自於體制的資金支援，並通過規劃—或者把員工送到哈佛商學院，由知名的創新與創業學教授（他從未創新過什麼）進行培訓，或聘請顧問（他也從未創新過什麼）—來實現。這是一個謬論。只要你從現在開始註意，從工業革命到矽谷的誕生，是那些從未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人才和創業者對各類技術飛躍做出了絕大部分的貢獻時，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然而，盡管反證的例子無處不在，我們也很容易從古人（或祖母）那里免費汲取智慧，但現代人卻仍試圖依賴舒適、安全和可預測的環境進行創新，而不能接受“必要性確實是發明之母”的理念。

　　很多人，像偉大的羅馬政治家監察官老加圖，就將安逸—幾乎任何形式的安逸——視為通向堕落的道路。他不喜歡所有輕易就能獲得的東西，因為他擔心這樣會削弱意志。而且，他擔心這種弱化意志的事件影響的不只是個人層面：事實上，整個社會都會堕落。想想看，當我在寫這些文字時，我們正生活在債務危機中。整個世界空前富裕，也承受著空前沉重的債務，靠舉債生活。歷史記錄表明，對社會來說，我們越富有，就越難量入為出。富足比貧困更難對付。

　　航空領域內最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自動化飛機的出現大大地降低了飛行員面臨的挑戰，使得飛行對他們來說太舒服了，甚至舒服到了危險的地步。如果老加圖地下有知，也一定會會心一笑的。由於長期缺乏挑戰性，飛行員的註意力和技能逐漸鈍化，而且真的釀成了機毀人亡的惨劇。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一項規定，該規定敦促航空業提高對自動飛行的依賴。但是，令人欣慰的是，FAA最終想通了這個問題，它最近發現，飛行員往往“將太多責任轉移給了自動系統”。

本文摘自《從混亂和不確定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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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脆弱性能對預測錯誤免疫，也可以免受有害事件的影響。為什麼城邦制國家優於集權制國家？為什麼負債會置你於不利境地？為什麼我們所說的“效率”並未給我們帶來真正的效率？為什麼政府行動和社會政策總是保護強者而傷害弱者？為什麼你應該在開始工作前就寫好辞職信？為什麼“泰坦尼克”號的沉沒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本書涵蓋了諸多議題，包括試錯法、生活中的決策、政治、城市規劃、戰爭、個人理財、經濟體系和醫學領域。除了佈魯克林的胖子託尼的市井智慧，源自古羅馬、古希臘、閃米特與中世紀的聲音和經驗也如歷史遺珠般貫穿全文，閃爍著令人深省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