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的必要性

　　命名的必要性

　　我們知道的事情其實比我們認為的要多，比我們能說清楚的要更多。即使我們正式的思維體系總是诋毀自然，我們對反脆弱性也沒有一個正式的名稱，而且我們對這一概念總是充滿抵觸情緒，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行動也忽略了這一概念。從我們的行為中反映出的感覺和直覺，會超越我們的所知和所記，以及我們的讨論和課堂內容。我們將用否定法（用我們當前的詞匯無法明確表達或直接描述的）專門對這一點進行充分的讨論，就目前而言，請先接受這一奇怪的現象。

　　在《通過語言的玻璃》一書中，語言學家蓋伊·多伊彻表示，許多原始族群雖然並非色盲，卻只能用語言表達兩三種顔色。但是，在一個簡單的測試中，他們卻可以成功地將繩子與相應的顔色匹配。他們能夠識別組成彩虹的各種色彩之間的差異，但他們卻沒有相應的詞匯來表達這些色彩。所以，這些族群雖然在生理上並非色盲，在文化上卻是色盲。

　　這其實與我們在思想上而不是在生物機制上，選擇無視反脆弱性的存在是一樣的。要了解思想與行動上的差別，只要想想，你在闡述時可能需要使用“藍色”這一名稱，但你在選擇這一顔色時並不需要。

　　長期以來，很多我們習以為常的顔色都沒有名稱，在西方文化的主要文獻中也沒有名稱，這一點可能並不為人所知。包括希臘和閃米特族在內的古地中海文獻中，也只有極少量的詞匯被用來描述黑暗與光明之間的過渡色。荷馬及其同時代的人所用的色彩詞匯僅限於大約三四種主色調：黑色、白色，以及組成彩虹的一些不確定的顔色，這些顔色常被納入紅色或黃色的範畴。

　　我聯繫了蓋伊·多伊彻。他非常慷慨地給予我說明，還向我指出，古希臘文中沒有一個詞是用來表述藍色這種基本顔色的。古希臘文中缺少“藍色”一詞的事實解釋了為什麼荷馬會反复使用“酒暗色的大海”這種對讀者（包括我）來說令人費解的詞匯。

　　有趣的是，英國前首相威廉·格萊斯頓在19世紀50年代最早發現了這一現象（他因此遭到不少記者不公正且輕率的辱罵）。格萊斯頓是一個博學的人，他在換屆的間隙洋洋灑灑寫了1 700頁研究荷馬的著作。在著作的最後一個章節中，格萊斯頓揭示了古代色彩詞匯有限的原因，將現代人對色彩更多細微差別的感受力歸因於一代代人對眼睛辨色能力的培訓。但是，無論不同時期的文化中有關色彩的詞匯有何變化，人們在生活中總是能夠識別色彩的細微差別，除非他本身就是色盲。

　　格萊斯頓在許多方面都令人歎服。除了他的博學、他的人格魅力、他對弱者的尊重以及他充沛的精力這4個極具吸引力的特徵（對弱者的尊重僅次於他的學術勇氣，對其讀者來說他對弱者的尊重是他的第二個最有吸引力的特徵）外，他還表現出了非凡的先見之明。他認識到了他那個年代的人不敢想象的事實：“伊利亞特”實際上源自真實的故事（當時特洛伊城尚未被發現）。此外，他的著作中更有預見性也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他堅持平衡財政預算的觀點。如今，財政赤字已被證明是社會和經濟系統脆弱性的主要來源。

　　反脆弱性的原型

　　下面，我們會提到兩種初級的反脆弱性的概念，它們有自己的名稱。這兩種初級概念涵蓋了一些特殊情況。反脆弱性還有一些較溫和的形式，僅限於醫療領域。這兩種概念有利於我們開啟對反脆弱性的闡述。

　　傳說小亞細亞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四世在其父被暗殺後被迫東躲西藏，期間由於持續用藥而攝入了尚不致命的有毒物質，隨著劑量逐漸加大，竟練成了百毒不侵之身。後來，他將此演化為一項複雜的宗教儀式。但這種對毒性的免疫力後來也給他帶來了麻煩，由於“抗毒能力增強”，他曾試圖服毒自殺卻難以做到，後來只得要求一位盟軍的軍事指揮官殺死他。

　　這種對毒藥免疫的方法被稱為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得到了古代著名醫生塞爾索斯的追捧，一個世紀後在羅馬甚為流行，一度還給尼祿皇帝弑母的企圖增加了難度。尼祿一心想殺害他的母親阿格里皮娜，戲劇化的是，她是卡里古拉的姐姐，更戲劇化的是，據說她還是哲學家塞內加的情人。然而，知子莫如母，尤其是尼祿還是阿格里皮娜唯一的孩子，因此阿格里皮娜預測到了兒子的行為。再者，阿格里皮娜對用毒也略知一二，因為她至少有一任丈夫是被她用毒藥毒死的（我說過，事情相當戲劇化）。因此，在懷疑尼祿會殺害自己後，她便採用了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使自己對兒子的下屬所能搞到的任何毒藥都產生了免疫力。但是，與米特拉達梯一樣，阿格里皮娜最終死於冷兵器之下：她的兒子（據說）派刺客殺害了她。這則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小小的但很有意義的教訓，人再強壯也不能抵禦一切。即使兩千年後也沒有人能發現一種可以讓我們在刀劍的殺戮中變得更為強壯的方法。

　　讓我們這樣界定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當人們不斷地接受小劑量的某種物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額外的或更大劑量的同類物質逐步產生免疫力的結果。這是在疫苗接種和藥物過敏測試中使用的方法。這還不能稱作完全的反脆弱性，仍處於較溫和的強韌性階段，但已經逐步接近反脆弱性了。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暗示，一旦被剥奪了攝取毒物的權力，我們將變得脆弱，強韌化的道路常始於一點點的傷害。

　　現在考慮這樣一種情況，攝取一定劑量的有毒物質使你變得更為強壯，即在強韌性的基础上更進一步。藥理學家創造的一個詞—毒物興奮效應—說的就是小劑量的有害物質實際上會有利於機體健康，起到藥物的治療作用。一點點的危害，只要不是很多，只會造福於機體，使其成為更好的整體，因為它會觸發一些過度反應。當時的人們更願意將其解釋為“危害的作用與劑量相關”，或者“藥物的作用與劑量相關”，而非“從危害中受益”。科學家們的興趣在於劑量與反應之間的非線性關係。

　　古希臘人熟知毒物興奮效應（不過就像藍色一樣，他們能意會卻不能言表）。直到1888年，德國毒物學家雨果·舒爾茲才對這一效應進行了“科學”的描述（雖然仍未對其命名），他發現，小劑量的毒藥能夠刺激酵母發酵，而大劑量的毒物則會造成傷害。還有一些研究認為，蔬菜的好處可能並不在於提供我們所說的“維生素”，或像其他一些試圖自圓其說的理論闡述的那樣（也就是說，這些理論說出來貌似有理，卻並未經過嚴格的實證論證），而是在於以下事實：植物往往用體內的毒素來保護自身免遭傷害並抵禦食草動物的侵害，如果我們攝入適當數量的植物，那麼這些毒素可能會刺激我們的肌體發展—這與上文的故事一脈相承，再次強調了有限的低劑量毒素有益健康。

　　許多人聲稱，（永久性或偶發性地）限制卡路里的攝入量，能夠激發健康肌體的反應和交換，從而帶來諸多益處。在實驗動物身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做法延長壽命的可能性。相較實驗而言，人的壽命更長，因此要驗證這種做法能否延長我們的預期壽命頗有難度（甚至測試對象可能會比研究人員活得還要久）。但至少看起來，限制卡路里的攝入量能使人類活得更健康（也可能提高他們的幽默感）。由於卡路里的攝入量過多會產生危害，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偶爾限制卡路里攝入量的方法：定時攝入過量食物對你有害，剥奪了人類的饑餓壓力源，從而可能阻止人類的肌體充分發揮其潛力；而毒物興奮效應所做的就是重新建立人類饑飽的自然劑量。換句話說，毒物興奮效應才是常態，缺乏毒物興奮效應則對我們有害。

　　 20世紀30年代後，毒物興奮效應在學術界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分量，感興趣和熱衷於相關實踐的人變少了，因為有些人錯誤地將其歸類為順勢療法。實際上，這是很不公平的，因為這兩者的機制截然不同。順勢療法依據的是其他原則，如細小的高度稀釋的病源介質（小到難以察覺，因而也不能引起毒物興奮效應）有助於治愈我們的疾病本身。順勢療法並無實證作後盾，其測試方法在當今屬於替代醫學，而毒物興奮效應作為一種現象，卻有充分的科學證據來支援它。

　　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剥奪了系統的壓力或重要的壓力源並不一定是好事，甚至可能是非常有害的。

本文摘自《從混亂和不確定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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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脆弱性能對預測錯誤免疫，也可以免受有害事件的影響。為什麼城邦制國家優於集權制國家？為什麼負債會置你於不利境地？為什麼我們所說的“效率”並未給我們帶來真正的效率？為什麼政府行動和社會政策總是保護強者而傷害弱者？為什麼你應該在開始工作前就寫好辞職信？為什麼“泰坦尼克”號的沉沒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本書涵蓋了諸多議題，包括試錯法、生活中的決策、政治、城市規劃、戰爭、個人理財、經濟體系和醫學領域。除了佈魯克林的胖子託尼的市井智慧，源自古羅馬、古希臘、閃米特與中世紀的聲音和經驗也如歷史遺珠般貫穿全文，閃爍著令人深省的智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