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正如D?諾斯所說，“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D?諾斯和R?託馬斯（Doug lass C?North and Robert Thomas，1971）：《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磊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這里所講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就是市場經濟，或者更準確地說：自由市場經濟。

　　在目前的中國，相信計劃經濟（命令經濟）較之市場經濟更具優勢的人已經很少了。容易發生的誤解，是由於忽視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徵在於決策的自主性和交易的自願性參見J?麥克米蘭（John MacMillan，2003）：《市場演進的故事》，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把它和16—18世紀一些西歐國家實行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混為一談從這個意義上說，把市場經濟分為“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兩類，也是不完全確切的；因為這容易使人誤以為重商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等也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子類。現在看來，按照我在上個世紀的做法，把它們稱為“原始資本主義”，也許更好一些。W?鲍莫爾（William J?Baumol）則把它們稱作“壞的資本主義”（見W?J?Baumol，R?E?Litan and C?J?Schramm(2007):Good Capitalism，Bad Capitalism，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and Prosperity（《好資本主義，壞資本主義及增長和繁榮的經濟學》），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作者2007年5月補註。。在重商主義的條件下，雖然貨幣交換已經成為占統治地位的交換形態，市場和商業也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它具有兩個和市場經濟很不相同的特點：一是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強力干預和全面控制，而不是由市場自由競爭形成的價格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二是把盡量多地積累貨幣財富作為國家目標，而不是由個人和企業的最大化目標驅動。

　　西歐國家的發展歷史表明，不改變重商主義的體制和政策，確立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一個國家就難以實現持久的繁榮，而只會“崛而不起”或者“起而复衰”。西班牙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16世紀初，它憑借從事航海活動的先發優勢和擁有歐洲最強大的陸軍和海軍，一度成為海上霸主和最大的殖民國家，並且在查理第五的統治下建立了橫跨歐洲大陸的哈佈斯堡王朝。但是重商主義政策並沒有給西班牙帶來持久的繁榮。這是因為：第一，雖然西班牙政府在殖民活動中攫取了大量財富（據歷史記載，1503—1660年間西班牙從美洲殖民地取得的財富多達白銀18600噸和黃金200噸），然而這些財富並沒有被投入生產活動，相反，為了維持歐洲最龐大的軍事力量，財政卻經常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從1557年到1647年，西班牙皇室六次宣佈破產參見D?諾斯（1981）：《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71頁。。第二，大量貴金屬的流入一方面造成了物價飛漲，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助長了窮奢極欲的社會風氣和好逸惡勞的懶惰習氣，而農業生產一直停滯不前，制造業也沒有能夠發展起來。第三，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造成了普遍的尋租條件。由於“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重商主義時代乃是一種腐敗的尋租社會”Baysinger，Barry;Robert B?Ekelund Jr?and Robert D?Tollison(1981)，“Mercantilism as a Rent?Seeking Society”（《作為尋租社會的重商主義》），in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關於尋租社會的理論》），edited by James Buchanan，Robert D?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College Station，Texas：A&M University Press?。這樣，西班牙經濟在16世紀後期“馬爾薩斯災禍”再次襲來和經濟衰退重現時一蹶不振。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大敗於英國海軍，更標志著西班牙海上霸權的喪失。1596年菲利普二世去世以後，西班牙淪落為二流國家。它重新走上發展的道路，已是獨裁者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在1975年去世以後的事情西班牙在20世紀70年代後的重新振興，是多重社會—政治因素起作用的結果。參見林達（2007）：《西班牙旅行筆記》，三聯書店2007年版。——本書作者2007年5月補註。。16—18世紀的法國歷史，也向我們講述了相同的故事。

　　和西班牙在17世紀陷入衰退完全不同，這個世紀是英國由二流國家走向興盛的轉折點。這里的決定性因素，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早在1215年的《大憲章》中，英國已經開始對國王的徵稅權作出了限制。1688年“光榮革命”以後，國王的壟斷特權被國會立法所終止，作為市場經濟基础的私有產權制度得以確立。隨後，英國政府逐漸減弱了對經濟的控制和干預。經濟學之父亞當R26;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可以說是對重商主義最後的致命一擊。《國富論》弘揚“看不見的手”（即市場）在資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同時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只有在自然和自由的制度下能得到最好的發展，而政府的控制、干預和壟斷，則會對經濟造成破壞。亞當R26;斯密（1776）：《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由斯密《國富論》開創的古典經濟學理論正是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產業革命的先聲。因此，歷史學家A?湯因比（Arnold J?Toynbee）的叔父——老A?湯因比在1884年出版的《產業革命》一書中就已指出，產業革命的實質，既不是發生在煤炭、鋼鐵、紡織工業中引人註目的變革，也不是蒸汽機的發展，而是“用競爭取代了先前主宰著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中世紀規則”轉引自D?諾斯同上書，第187頁。。

　　“二戰”後某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建立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以及它們所實行的“出口導向”政策，也帶有某些重商主義色彩，因此又被稱為“新重商主義”。從這些國家（如日本）和地區（如中國臺灣）的發展經歷可以看到，這種制度和政策安排在發展初期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就必須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減少政府干預，實行進一步市場化，否則會引來種種惡果。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