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 1968年，佈拉格：蘇聯軍隊先吃

　　“我們只能吃剩下的”

　　我對饑餓的認識曾經僅僅停留在它會對生活造成不便，即使在一些極端情況下也是如此。記得有一次，我在非洲稀樹草原的泥巴路上連續行走了好幾個小時，一直沒有進食。到達目的地後，部落的人給我準備了羊眼睛和炸老鼠，為了不冒犯他們，我必須要假裝一邊狂飲酒精度數極高的家釀啤酒，一邊等待其他食物。我曾在饑荒肆虐的安哥拉的一個村落里遇到一位婦女，從她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到她對生活的絕望。就在我到達那里的前一週，她3歲的小孩兒被餓死了。她非常瘦弱，大概是因為肝功能衰竭，雙眼發黃，牙龈腫脹，牙齒參差不齊，可能她自己也活不久了。她一把將嬰兒推到我胸前，乞求道：“求求你，求求你帶走我的小孩兒，我沒錢養活他。”

　　對於她的喪子之痛，我無法感同身受，但是當我到達世界上正在經歷赤貧和糧荒的地方時，也曾遇到類似的人和事。當我第一次意識到食物不夠吃時人們會有多麼脆弱，意識到武裝沖突對糧食安全的影響有多麼大時，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當時還是一個來自內佈拉斯加州奧馬哈的一個少年，原是為了拜訪家人的朋友才踏上了這次海外觀光之旅。

　　1954年12月，我出生在紐約的懷特普萊恩斯，但我是在奧馬哈，也就是我父母的家鄉長大的。內佈拉斯加州是美國糧食生產的中心，雖然我們那時都不是農民。我父親，沃倫·巴菲特——美國國會議員之子——正在一步一步打造他的金融投資帝國，而我則在不亦樂乎地把玩孩之寶玩具卡車和收集童子軍徽章。

　　坊間流傳得最多的關於我父親的故事，也是很多人感興趣的，就是我父親現在仍然住在奧馬哈鄧迪一帶的老房子里，他曾和我已去世的母親蘇珊在那里把我姐姐蘇茜、我弟弟彼得和我撫養長大。這棟磚房有兩層樓，5間卧室，這一帶小區的房子差不多都是這樣，完全不是人們心目中億萬富翁會居住的房子。那時，父母和我們3個小孩兒，一共5個人一起生活，所以還多出了一個房間。當我現在回想到底是什麼經歷塑造了如今的我時，我發現這個多出來的房間居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關於我父親的書不計其數，個中故事有真實的，有虛構的。我父親確實是個金融天才，但也是個沒什麼生活常識的人。他堅信，人應該自食其力，我們3個小孩兒從小就知道，我們這輩子不會有花不完的零花錢和享用不完的奢侈品。如果有人問起父親，他會說他在想如何給我們足夠的錢，讓我們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但又不會多到讓我們一輩子碌碌無為。

　　我尊重這個想法，而且我想補充說明的是，我父親很有趣，比我認識的任何一個人都要有幽默感。他不願意過奢侈的生活，因此很多人說他沒檔次。他常說的一個笑話就是，“我買的西服其實都不便宜，只是被我一穿就像便宜貨。”

　　我的童年很普通，沒有挨過餓，小孩兒該有的東西我都不缺，卻也過得平凡質樸，極少奢侈。如果去度假的話，我們會開著旅行車到很遠的地方。在車上，我們姐弟通常會嬉笑打鬧，著實讓父母頭疼。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旅行是，我們一家去馬薩諸塞州，因為父親想去考察一下他想投資的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Hathaway）紡織公司。讓我記憶猶新的是，父母讓我們每人帶一個玩具或一本書，以便打發車上的時間。我選擇了一本大大的色彩鮮豔的書，但是隨後發現，把書放在窗外，聽紙張被風吹得翻打的聲音很有意思。我父親一直說：“豪伊，你這樣會把書弄掉，我可不會給你買新的。”果然，我把書弄掉了，父親也言出必行地沒有給我買新的。

　　父親滿足了我讀書和旅行的願望。他鼓勵我們姐弟三人追求各自的興趣，並說明和支援我們，但很少施舍我們什麼東西。我們做了一筆“交易”，如果我3年不收生日禮物或聖誕禮物，那麼我高中畢業的時候，父親就會給我5 000美元買車，我自己賺了買車另外需要的2 500美元。我20多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想當一個農民，他就在奧哈馬附近買了幾塊地給我——不過我得支付一筆價格不菲的租金，此外他還堅持讓我每年給他5%的投資回報，還是稅前。

　　雖然父親是個成功的投資人，但是他在家很少談及這些，除非是和他的投資哲學相一致的人生經驗。投資應該做長期的，要關註最基本的潛在價值，而不是追求一夜暴富等等都是父親反复提及的主題。他對價值而非金錢本身更有興趣。他常說：“豪伊，你知道嗎？建立一個好的聲譽可能需要30年，然而毀掉它只需要5分鐘 。”父親不贊成我們參加速成的投資研讨會或關於現金流的講座。我姐姐蘇茜說，當我們都還小的時候，她有一次要填寫鄧迪小學（Dundee Elementary School）的一個人口普查表格，在父親職業這一欄，母親讓她填上“證券分析師”（securities analyst）。因為securities有“證券”和“安全”兩層意思，蘇茜就理解成了安全分析員。據蘇茜說，“其他小孩兒看了還以為我爸爸負責到處檢查防盜報警器呢。”我當時也以為父親是一名保安，我告訴了彼得，然後我倆都覺得這個職業很酷——而我卻不記得為什麼我們當時沒有問問爸爸，他的槍在哪兒，為什麼他不穿制服，他花這麼多時間看書和打電話，怎麼還有時間做保安。

　　我的母親是一位很會關心人的慈母，對我們總是照顧有加，不讓我們脫離成長的正軌。這個任務到了我這里就變成了一個挑戰。我那時是個精力旺盛、有點兒叛逆的小孩兒。當我還是個少年的時候，有一次我做了件令人讨厭的事，母親讓我回房間，然後把我反鎖在裡面，讓我好好反省幾個小時。淘氣的我從窗戶爬了出去，到附近一個五金商店，賒賬買了一個閉鎖器，然後再爬回房間，從房門裡面安裝好這個東西，所以當我的懲罰結束之後，母親想進房間也進不來，這簡直是火上澆油。現在回想起來，母親要教育、包容調皮搗蛋的我真是需要極大的愛心和耐心。

　　母親說明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而不是僅僅把視野局限在我家的院子和奧馬哈。這就是那個多餘的房間派上用場的地方。她有一顆好奇心，為人慷慨大方，當我還小的時候，母親便讓一些在當時的奧馬哈大學（也就是今天的內佈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念書的交換生來家裡寄宿。之後，有大約六七個交換生寄宿在我們家，每個人一住就是7個月。我記得第一個交換生是來自蘇丹的名叫莎拉·埃爾·馬赫迪（Sarah El Mahdi）的一個優雅的年輕女子。那是1960年，我才5歲，所以很多細節都忘了，但我可以想起她穿著有非洲特色的五顔六色的印染披肩和服飾的模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被蜜蜂蜇的時候，薩拉就住在我家。當時我很惶恐，又被蜇得很疼，薩拉還照顧過我。

　　警棍和長長的隊伍

　　另一個曾寄宿在我們家的交換生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更深遠的影響。她是來自捷克斯洛伐克佈拉格的薇拉·維特瓦羅娃（Vera Vitvarová）。她寄宿在我們家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正處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期。1968年初，短暫的“佈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運動開始，捷克斯洛伐克湧現出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作家，政府也日益開明。很多人樂觀地以為捷克斯洛伐克這個鐵幕國家即將迎來改革，但是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並沒有開啟改革的序幕。截至那一年的8月，他派遣了成百上千的蘇聯士兵侵略並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的部隊都聚集在佈拉格。

　　在侵略戰爭爆發之前，薇拉加入到我們的家庭中來。她的家人會給她寫信，讓她知道事態的進展，以及通訊社和電視是如何報道佈拉格的混亂局勢的。我記得在那段時間裡，披頭士的《回到蘇聯》這首歌很紅，我也很喜歡，但是每次廣播里響起這首歌時，她就會煩躁不安，讓我關掉。

　　那年12月，我過14歲生日的時候，薇拉也在。我姐姐蘇茜比我大一歲半，她生活的重心是朋友圈和高中校園，而我弟弟那時還小，和薇拉也沒有什麼互動。當薇拉1969年晚春離開的時候，她邀請我們去她佈拉格的家做客，我動心了。

　　但母親不同意。我不記得我們從電視或是報紙上到底看到了多少細節，但是母親知道那里的局勢很不穩定。我們忘記了當時訊息傳播得有多慢，也忘記了美國對國外新聞的報道只是浮光掠影。當時的信息傳播速度和今天無法同日而語。我一直同母親理論，爭取這次機會。記得有一天，父親坐在客廳讀報紙，他聽到了我和母親的對話，終於放下報紙說道，“蘇珊–O（他給母親起的绰號），讓他去吧。我想這對他會是個很好的經歷。”

　　於是，我一個人去佈拉格待了一個月。到達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之前我們誰也沒有想象到佈拉格的局勢會如此嚴峻。飛機降落到跑道上時，我看到機場週圍有很多坦克、軍車和軍人。我對大型的鐵制東西一直很感興趣，所以我覺得當時的場景很酷。但是當我下了飛機，走向移民局檢查處時，那兒有一個大塊頭士兵在檢查護照，他拿著槍，表情冷酷。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孤零零的感覺。“他會放行嗎？如果他不放我過去怎麼辦？如果薇拉沒有來接我怎麼辦？”我不會說捷克語，當時也沒有手機，因此心裡一直惴惴不安。當薇拉和她的家人出現時，我那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但是當時的旅客、機場工作人員和軍人的臉上都是緊張凝重的表情。我後來才知道其中原因。

　　薇拉的家在一棟房子的第4層樓，離佈拉格的老城區大概半小時。她的父親米洛什為政府工作，是一家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月薪折合120美元，在當時那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她的母親——也叫薇拉，姐姐海倫娜，以及她的堂兄加斯洛夫都一起住在公寓里。他們讓加斯洛夫去客廳打地鋪，所以我最後睡到了米洛什書房的沙發上。當時，薇拉家擁有整棟大廈唯一的一台黑白電視機，足以彰顯他們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那次的佈拉格之行給我留下了很多“異國”印象，直到今天我都還記憶猶新。那里沒有24小時熱水，我們只能一個星期洗一次澡，而且要用壺燒好水倒進澡盆。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回憶是關於食物的。那里的食物是有限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從蘇聯入侵了佈拉格之後，這里的人民生活有多麼艱苦，我想薇拉可能都沒有預料到這點，因為她前幾年都和我們生活在美國。我記得有幾次我和薇拉一起去雜貨店，排隊排了兩三個小時才進到店里，只買到了少量的馬鈴薯和面包。我們有錢，但是可以買的東西就這麼多，還是限量購買。過去我都是隨時隨地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在佈拉格的一個月，我們每天只吃一兩餐，每一餐都是高澱粉的平淡無味的食物，天天如此。我記得我還問過他們：“為什麼我們不買些漢堡包或者肉類食品？”

　　薇拉回答道：“因為蘇聯士兵先吃，他們把所有的肉和大部分蔬菜都拿走了，我們只能吃剩下的東西。”

　　佈拉格有種超現實的特質。街道上有坦克，建築的牆壁上有子彈孔，士兵也無處不在。記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群年輕人在一個廣場上抗議蘇聯佔領他們國家，幾輛黑色的車便朝他們駛去，有人從車里出來用警棍襲擊了抗議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經歷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感覺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但自己又無能為力。又有一次，我們聽聞一個僧侶用自焚的方式來抗議這種侵略。我想親自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從薇拉一家人的反應中我看得出來，我不該過問此事。

　　到了佈拉格一個星期之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問薇拉，“為什麼街角的那些士兵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不應該是蘇聯士兵嗎？畢竟他們才是侵略者。”她解釋說道，因為當街上人很多的時候，會有當地人走向蘇聯士兵，用刀捅他們。所以蘇聯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士兵在那些危險的地方站崗，做這份苦差事，而蘇聯士兵則在安全的地方監視。

　　另外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時刻就是在1969年7月20日，我們從薇拉家的黑白電視機里看到美國的宇航員第一次行走太空。當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跨出第一步，一種強烈的自豪感湧上心頭，我很想歡呼。要知道，這條登入月球的新聞之前在美國已經被流傳數月了，當時每個美國男孩都夢想著成為宇航員。然而擠在薇拉公寓里的鄰居，卻都神情嚴肅，甚至透露出一絲敵意。我後來從薇拉那里得知，俄語主持人在電視上說美國人在撒謊，登入月球的新聞是預先排練好的，他們其實降落在美國的某個沙漠中。

　　我當時只是個小孩子，幾乎很少踏出內佈拉斯加州奧馬哈半步，但是我開始意識到，我過於理所應當地認為，生活都如美國那里一樣和平穩定了。我從來沒有深陷任何危險中，但是現在，我看到在有武裝沖突的地區，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熱。事後我每每回想起自己當時在薇拉家的所作所為，就會萬分後悔。他們是慷慨大方、有頭有臉的人。薇拉的父親對自己女兒曾去美國學習感到非常自豪，他很感激我的家人在美國照顧了薇拉，讓薇拉感受到了家的感覺。於是他決定帶我和他們一家去外面吃頓晚餐，為我送行。我當時也沒怎麼多想，雖然看得出薇拉不大喜歡這個提議，並嘗試說服父親，但是米洛什堅持這麼做。

　　我們去的餐廳幾乎空無一人。薇拉顯得坐立不安。在整個佈拉格之行中，我都處於一種輕度饑餓的狀態。（那種狀態遠遠算不上忍饑挨餓，但是我當時還小，沒有意識到這點。）於是我作為孩子的本性暴露出來，心想：“太棒了，終於可以吃頓好的了。”

　　我們坐了下來，開始看菜單。薇拉的父親說我想吃什麼就點什麼，而薇拉則憂心忡忡地看著我。這一刻，我很讨厭她，更準確地說，我表現得像個渾蛋。我看到菜單上有種食物的名字里似乎含有牛排或者漢堡包，我說我要點這個，想都沒想它多少錢。薇拉告訴我：“你不會喜歡這個的，它不是你以為你想吃的東西。”她父親讓她別說話，再次強調我想吃什麼都可以。

　　而薇拉一家都點了便宜的食物，當我點的東西上桌後，居然是鞑靼牛排。沒錯，是生肉。我瞟了一眼，就說：“我不吃這個。”我壓根兒不想點生肉，薇拉也警告過我。現在她很生氣。最後，薇拉一家幫我一起吃光了這盤我點的東西，我想他們大概也不喜歡吃這個，但是總不能白白浪費這麼多的蛋白質。

　　每個人都會因為年輕、無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犯錯。對於年輕，我們或許無能為力，但是對於無知，我們是可以改變的。那次的旅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個人冒險。那次的所見所聞點燃了我日後去說明像薇拉一家那樣無法控制自己命運的人的欲望。我記得當我看到秘密警察用警棍毆打民衆，我心中滿是恐懼，焦慮不已，然後我真的驚訝地發現我不在奧馬哈了。在我身處的那個地方，你不能依靠法律來保護你，不能相信警察，法規變化無常，混亂的時局隨時可能讓你和你的愛人深陷危險之中。

　　多年後，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時候，我曾在波斯尼亞因拍攝被逮捕，並被短暫拘留，那是在長達三年的血腥的波斯尼亞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這場戰爭發生在原南斯拉夫的領土上，交戰雙方是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 在那個沒有什麼法律制約的局勢下，我感到非常無助。坐在我對面的警察，動機和意圖都不明確，他們對我採取的行動會影響我的未來，然而我對此卻束手無策，沒有任何發言權。最終我被釋放了。像這樣讓我感到彻底孤立無援的情況發生過幾次，但這種恐懼最多也就持續了幾天或者幾個小時，然而這卻是世間上百萬的人每天都在經歷的事情。而這些經歷背後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哪里有貧窮和苦難，哪里就有糧食問題。糧食問題不僅讓人身體不適，同時也是有辱人格、滅絕人性的。

　　我能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家當時有一間多餘的卧室，因為我母親讓我們知道了這個世界比我們認識的要大得多、複雜得多，因為我父親感覺到我已經準備好迎接冒險了。我至今仍然記得那次旅行中我老是吃不飽，記得那份兒鞑靼牛排，記得餐桌上大家複雜的情緒——薇拉父親的驕傲、我的無知、薇拉對家人的忠誠和擔憂——這些都在提醒著我：食物是我們人類的基本生活要素，民以食為天。

　　

本文摘自《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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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次機遇》中，霍華德不僅回顧了童年時代父親的人生信條對自己的影響和不為人知的家族往事，還講述了自己在幾十年中如何進行人生投資，創造出40次機遇，建立起自己的農業帝國；以及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世界糧食問題和環境問題，反思現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案，說明貧困的人們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時，霍華德還作為一名出色的職業攝影師，跑遍世界各地拍攝濒危物種，如實記錄了在生死邊緣掙紮的亞非拉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