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4 德文的禮物

　　記憶中有個關於白色條紋的故事，它強烈而鮮明，就像是老師在黑闆上的某個關鍵詞下用刺耳的聲音重重地劃了一條白線。直到那個時候我才意識到形勢的嚴峻。

　　我當時在塞內加爾，天氣炎熱，沒有一點兒風，讓人窒息。我坐在一部豐田陸地巡洋艦的後座，發動機在運轉，所有空調的通風孔都對著我猛吹。我對於半小時前發生的事情始料未及，也完全不敢相信。村里的人開始在我剛剛離開的院子門口聚集起來，他們的對話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充滿敵意。剛剛跟我一起在院子裡面的兩個人正試圖回到車上。村民們圍繞並怒視著他們，還用手指著我。這一切的起因就是放在我腿上的照相機。

　　半個小時之前，這里還是一片波瀾不驚的景象。因為實在是沒有什麼值得註意的場景，我幾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拍攝一個穿著亮綠色衣服、頭戴紫色頭巾的美麗的小女孩身上。我此次的行程是由非政府組織世界宣明會（World Vision）安排的，目的是考察農業條件。在塞內加爾，我們所到之處幾乎都是沙漠，所以我們驅車來到這個鎮上，想喝點兒水，活動下筋骨。這時，世界宣明會的工作人員走過去，和站在一輛嶄新的奔馳轎車旁邊的男子交談。他是當地一個有權有勢的人，身邊圍繞著很多小孩兒，當這個戴頭巾的小女孩看見我手持相機時，就向我走過來，並開始擺造型，眼睛直勾勾地盯著相機鏡頭。我開始給她拍照，其他的小孩兒也蜂擁而至，然後她溜到人群的後面，暗示我在別的地方給她拍攝。她想成為主角，讓我只給她一個人拍照。就像世界上很多人一樣，她想被看見，被記住，被認可。

　　為了故事情節的需要，我們給世界宣明會的那位工作人員取了個化名——查爾斯。雖然事情已經過去很久了，但是如果我對他的描述再詳細一些的話，他的性命或許仍會因站在我的立場而受到威脅。查爾斯和那個開奔馳的男子交談完之後，就讓我們坐上陸地巡洋艦，然後開走了。他邊開車，邊和我們解釋道，那個男子是個北非伊斯蘭教隐士，一位很有影響的宗教領導；所謂北非伊斯蘭教隐士，指的就是開辦傳授《古蘭經》學校的伊斯蘭教蘇非派穆斯林老師。當地非政府組織的聯繫人告訴我，這里的很多做法都不被主流穆斯林所接受。這種學校也只在北非偏遠的小地方才有。

　　我看得出來，查爾斯心不在焉，而且有點兒心煩意亂。然後，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沮喪和氣憤了。他邊搖頭邊說，在我們剛剛停車的那個院子裡面，有很多上了鐐铐的小孩兒。

　　查爾斯這麼一說，立即引起了我和車上的一位來自非政府組織的美國同事的註意。我們堅持讓查爾斯把車掉頭。在往回開的路上，查爾斯跟我們解釋說，這個教派的一個特點就是男子可以娶很多老婆，組建一個大家庭，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沒有辦法養活那麼多人。所以他們就會送走一些小孩兒，去北非伊斯蘭教隐士那里，被灌輸這種宗教，順便讨口飯吃。同時，為了支援日常生活體系的正常運營，隐士會讓小孩兒上街乞讨。小孩兒痛恨這樣做，曾試圖逃跑。所以，隐士下令讓他們戴上手铐或腳鐐，彼此拴在一起，或是拴在樹上，這樣一來，他們就跑不了了。

　　查爾斯把車停在院子旁邊。奔馳車已經開走了，他下了車，徑直走向把守在院子門外的男人。沒多久，他神色緊張地走回來，告訴我們，那個守門人是隐士的兒子，我們只能進去待幾分鐘，而且只能帶一部照相機，不能帶額外的膠卷（我那時還沒有用數位相機）。我們的車開過了第一排門，接著我們步行走進第二排門，然後我們看到至少有50個小男孩，铐著手铐或腳鐐，一些被彼此拴在一起，一些被拴在樹上，我們震驚不已。我不知道查爾斯跟門衛說了些什麼，總之那個放我們進來的門衛還允許我拍幾張照片。我假裝聚焦在地面或是院子的建築上，但實際上我在想方設法盡可能多地拍攝這些孩子。院子里有些成年人，他們有所顧慮地看著我，然後聚集起來，聲音越來越大，表情也越來越吓人。查爾斯察覺到我們或許越界了。他要我趕緊撤出院子，並和另外一名同事在一邊掩護我，分散這群人的註意力。我好不容易撤了出去，爬到車里。另一個和我們同行的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坐在車後排等我們。

　　剛剛那一幕太讓人震驚了，而且天氣炎熱，更加讓我吃不消。當你透過鏡頭，看到小孩兒們被拴著鏈條，你要不斷提醒自己這是21世紀，這一幕不是什麼不真實的噩夢，而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現實。他們的臉龐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臉上寫滿悲傷和疲憊，然而又因為有人註意到了他們而覺得好奇。有時，這些學校會說，他們正在讓這群孩子體驗乞丐貧困的生活，從而強化他們在今後的歲月里回饋社會的意識。然而從我那天的所見所聞來看，我覺得這樣做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家長要把小孩兒送到那里去?

　　然後，我看到一個白色條紋狀的東西向我們的車沖過來，是一個大概十幾歲的年輕男子，他穿著一身白色的衣服，面露兇色，猛地把車前門打開。他坐上駕駛位，伸手想要摸到變速器操縱桿啟動車子。我從後面抓住他的手臂，這樣他就不能把變速器從空擋變為一擋。另一個同事見狀，趕緊跳下車，打開駕駛位的車門，然後把這名白衣男子拖了出去。這時候查爾斯和世界宣明會的工作人員也撤離到了車里。這群暴徒圍繞在車子週圍，查爾斯慢慢開動車子，即使他們大喊大叫，不斷靠近我們，一些人還用力敲打我們的車，查爾斯也沒有刹車，最終我們終於突出重圍，開走了。

　　查爾斯告訴我，根據他對這個教派傳統的了解，穿白衣服的男子想要開車直接撞牆。如果他撞毀了我們的車子，造成我們的死傷，就算他自己跟我們同歸於盡了，他也會被這群憤怒的人當作英雄一樣來對待。

　　我們在那個院子裡面停留的時間很短，其間我只拍了一卷膠卷，36張照片。對我而言，最讓人心酸的一張照片是一個剃著光頭，戴著腳鏈坐在地上的悲傷的小男孩，他正在讀一本宗教的書，他把一些舊襪子墊在踝骨處，這樣一來，腳鏈就不會硬生生地摩擦腳踝。我把這些照片沖洗出來，寄回塞內加爾。我的一個聯繫人把這個小男孩的照片和其他幾張照片一道拿給了當地政府官員，控訴這個院子里的小孩兒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一開始，官員對此予以否認，但是照片卻鐵證如山。據說此舉的成效就是，醫生可以進入院子里給小孩兒進行身體檢查。

　　我已經記不清楚我的照相機給我惹了多少次麻煩了，要麼是因為我看到了一些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該看到的東西，要麼是因為我铤而走險拍攝各種各樣的動物或者地貌。但是分享我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已經成為我人生的一部分，現在我已經不能把我的慈善事業和攝影分隔開來。我已經出版了幾本攝影作品，內容有關濒危物種和栖息地，以及全世界窮人的生活經歷。我用攝影來解釋我在做什麼，以及我為什麼這樣做——即使在可怕的或者被忽視的環境下，人們依然頑強地和暴君對抗，和命運抗爭，我想做的就是讓人們見識到他們這群人的高尚和尊嚴。我曾親眼目睹苦難給人們帶來了怎樣的個人傷害和群體傷害：例如容納了上萬名難民的難民營，沒有人願意想起這些難民或是和他們打交道；又或者是正在侵蝕雨林的刀耕火種式農業。有意思的是，我對攝影的熱愛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然而一開始我並沒有這個追求新鮮刺激的愛好，它是來自我妻子德文的一個禮物。她認為，拍攝大自然能夠讓我靜下心來，變得有耐心。

　　我們的西部

　　在我二十幾歲操作著一些大型設備從事耕種的這一段冒險經歷中，我娶了一個名叫馬西娅·鄧肯（Marcia Duncan）的奧馬哈女子。雖然我們本意都是好的，但是最後我們並不合拍，所以結婚沒多久就離婚了。我當時還很年輕氣盛，焦躁不安，也不知道接下來的日子我要幹什麼。我向父親徵詢意見，說我想去由他敬重的人開辦的公司里學習學習。我們讨論了幾個選擇，都是伯克希爾公司控股的不在奧馬哈的公司。父親說，他會幫我找一份工作，“但是你要從底層做起”。我完全可以接受。最終我選擇了加州的時思糖果（See’s Candies）。

　　我一開始工作的任務之一，就是和時思的一位備受信賴的資深維修工程師一起出差。時思糖果的店面幾乎千篇一律，色調永遠是黑白相間，地闆也是由黑白相間的瓷磚拼成的。大多數銷售員都是女性，身穿帶有黑色蝴蝶結的白色連衣裙。每年，工程師都會從加州去得州和西部的其他州出差，檢查大量的時思糖果店鋪，以確保每樣東西都得到很好的維護，還會給這些店鋪來個大清潔。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個80歲的老頭，但是我知道他實際上要年輕得多。當然，和一個以自己工作為榮的同事共事還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我之後調到了生產和包裝部門，在那里，我負責訂購每天的訂單所需的包裝盒。

　　訂購包裝盒聽起來小菜一碟，但是它的數量要與產量相一致。如果訂購出現錯誤，不能滿足糖果訂單的需求，就會對生意帶來嚴重的影響；如果訂多了，盒子又會積壓在走廊。我們定期會有消防檢測，如果走廊堆滿雜物通行不畅的話，整個工廠可能會被勒令關閉。

　　時思的一些員工並不待見沃倫·巴菲特的兒子，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有一次，一個同事訂購了兩三倍於我們通常所需的包裝盒，就是想引發剛剛我說的消防檢查的問題。我的上級把我叫過去，說我犯了個這麼低級的錯誤，要解雇我。他給我看了看包裝盒的訂購單——簽的是我的名字，但是我指出這一看就不是我的字迹。之後他們進一步調查，發現是他人所為，而這個人一直對我獲得這份工作的方式感到憤憤不平。

　　我父親想讓我在這個行業里至少待上兩年，真正學到些東西，我也答應了。我還算喜歡這一行，在時思也交了些朋友。然後我遇見了德文。

　　當時除了時思糖果，我的另一個選擇是紐約州的《佈法羅晚報》（Buffalo Evening News）。我遇見德文之後，心想：“謝天謝地我沒有去佈法羅！不然我一輩子也不會遇到德文。”她那時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而且是位極為出色的母親。我在時思的最後一年，我們度過了愉快的時光，與此同時，我也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念書，這一次的目的是發現我到底需要什麼、需要?麼做，才能活得有價值、有意義。

　　但是我一直很懷念奧馬哈。盡管我很喜歡在加州大學歐文分校上課，但我還是想和德文結婚，也需要一份工作來養家糊口。如果在南加州定居的話，我覺得有點兒不合乎情理，所以我們搬回到奧馬哈。之前我在那里學習如何使用重型設備，所以還有些朋友熟人，一回去我就承包了一個專案，修剪河邊幾英里堤岸上的雜草。我們結婚之後的兩個月里，德文就懷上了HWB。

　　當我們搬回奧馬哈之後，我開始更加認真嚴肅地對待務農這件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覺得內心平靜下來了。務農對我有種神奇的作用，特別是種植和收割。盡管對於那些不習慣幹農活兒的人來說，這樣的工作單調無味，沒完沒了；但是對我而言，花時間駕駛農業設備在田地里做些基本的農活兒讓我覺得非常踏實，精神煥發。

　　當你坐在一台拖拉機里，或者開著一輛收割機時，你必須註意你手頭的工作，從而簡化了你的視覺世界。我開始看到一些以前從未註意過的東西：鷹和草原狼；日落和月出；在不同的季節或者一天之內不同的時間，玉米稈會呈現出黃色、橘色或其他顔色；下過雨之後，土壤會在太陽出來的時候閃閃發光，變幹的時候會從黑色變成褐色；狐狸飛奔進玉米地；亮綠色的迪爾設備立在金灿灿的、被風吹打的谷物旁邊。

　　我那時還沒有相機，但是我很想向德文和孩子們展示我在地里看到的景象。HWB那時還小，但是我們有四個女兒，她們都很喜歡拍攝動物和大自然。德文的女兒埃琳有一部傻瓜相機。我問她可不可以借我用來捕捉我在地里的某些瞬間，這樣我就可以跟家人分享那些令人陶醉的美景。

　　德文知道，拍攝這些景象似乎開啟了我內心的一扇門。我之後聽到她跟別人說：“豪伊大概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嚴肅認真，而且一天中大部分時間他變安靜了，不再到處開玩笑或是關心別人在幹什麼，大自然的光線、顔色和景象都深深地觸動著他。人們都說從豪伊的攝影里仿佛看到了他的靈魂。”

　　德文去內佈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 Furniture Mart）給我買了部很好的相機，是一款賓得35mm單反相機。我立馬上瘾了。我對饑餓問題的認識之所以越來越深，攝影功不可沒。從那以後，我對相機愛不釋手。

　　早期的時候，我每次去旅行，都會拍攝自然風景。但是即使我的任務是拍攝大猩猩、北極熊或者美洲獅，我也會鬼使神差地把鏡頭轉向那里的人。生活在那些濒危栖息地的人們通常一貧如洗、饑腸辘辘。

　　為了捕捉最好的攝影畫面，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說，你要註意諸如光線和空氣質量這樣的因素。在發展中國家的很多村落里，會有有毒的煙霧，村民完全暴露在這些貼近地面的有毒煙霧里，時間長了，對肺部有害。煙霧可能來自垃圾焚燒，或者是殘留的炭火。不論來自什麼，這種難聞的煙和氣體對身體都是有害的，對小孩兒更是如此。它存在的原因是人們很貧窮，不論燒的是什麼，都是村民迫於維持生計。

　　另一個讓我著迷的原因就是，不論被拍的人多麼清貧，他/她總會有幾個小寶貝，或者一些表明他們身份的東西。在難民營里，曾有婦女拿給我看帶有子彈孔的鍋或者沾有血漬的裙子，這些都能證明她們曾經有過的可怕遭遇。一些小孩兒，可能會給你看對他們有特殊意義的小玩具，比如髒兮兮的小娃娃或者小型玩具車。當你拍攝他們的寶貝時，他們特別自豪。因為這證實了他們的寶貝確實非同一般。

　　為了獲取一個畫面，你可能會讓自己身陷險境。有時你專注於構圖，完全忘了這一點。很多攝影記者都覺得，只要手持相機，就有種要報道真相的使命感。問題就在於，盡管你幻想你手持揭露真相的武器，但是這部相機並不會在危險面前挺身而出保護你。我曾經就為了拍攝一些有震撼力的照片，身陷危險之中——比如說，在阿富汗距地面14 000英尺的黑鷹直升機上凍得瑟瑟發抖；受到北極熊的攻擊；在塞拉利昂鑽石礦週邊，和手持鐵锄的憤怒男子對峙。

　　對我而言，塞內加爾的那個戴著腳铐的小男孩就是衆多饑餓的面孔之一。這些戴著腳铐長大的寄人籬下的孩子們，需要殘酷的老師來養活，他們的未來何去何從呢？在過去10年，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我親眼目睹過各種悲劇，也了解饑荒所能引發的痛苦，有時這些畫面讓我深感絕望。每當我站在鏡頭後，我都告訴自己搜集證據是非常重要的，這些圖像遲早有一天會說明人們朝著正確的方向前行。這就是我在情緒上的應對機制。但是不可否認，這一切還是讓我覺得沉重。

　　幾年前，我做了次背部手術。當時麻醉感還沒退去的我，從病房出來的時候神志不清，德文陪在我身邊。她之後告訴我，她那次仿佛聽到我“心碎的聲音”。我一直在嗚咽，“那些蘇丹人民，他們都在垂死掙紮。母親們無法說明她們的孩子。沒有人懂這一切。人們都在先後死去……我也無能為力……沒有人在意……還有生活在乍得的人民……他們也命不久矣。我拯救他們的速度還不夠快。不論我怎麼努力……”德文詫異藥物作用居然讓我說出了這些話——我們發現，這是藏在鏡頭之後、我內心最深處的想法。

　　我剛剛結束了一段為期一週的旅程，其間我拍攝了5 000多張照片，許多都有獨特的意義。我發現，如果你向別人展示你拍攝的一張痛苦的小孩兒的照片、一張航拍的難民營的照片，或者一張被砍掉了樹木的山坡的照片，就能很有力地讓別人也感同身受。攝影已經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我是如何最大化利用我的40次機遇的。

本文摘自《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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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次機遇》中，霍華德不僅回顧了童年時代父親的人生信條對自己的影響和不為人知的家族往事，還講述了自己在幾十年中如何進行人生投資，創造出40次機遇，建立起自己的農業帝國；以及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世界糧食問題和環境問題，反思現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案，說明貧困的人們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時，霍華德還作為一名出色的職業攝影師，跑遍世界各地拍攝濒危物種，如實記錄了在生死邊緣掙紮的亞非拉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