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6 出身決定命運

　　2004年，我母親蘇珊·湯普森·巴菲特接受了查理·羅斯（Charlie Rose）的採訪，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接受電視採訪。一些看了那個節目的人註意到了她輕微的語言障礙，猜想她可能中過風。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那時，她剛從與口腔癌的鬥爭中恢復過來。手術之後，她開始重新學習說話，並且進步很大，但這對她而言其實很費勁。幸運的是，病痛並未讓她犀利而善意的幽默有絲毫減損。記得有一次，她面帶淘氣的笑容，打趣地聊到我父親，以及他倆之間的趣事：“我以為我會嫁給一個為人類做出寶貴貢獻的人，比如牧師或醫生，結果我嫁給了一個賺大錢的人。這跟我的初衷似乎有點兒背道而馳，但我知道他的為人，這世界上沒有誰比他更好了。所以，至於他會賺錢這個事嘛，我也就將就了。”

　　而就在那一年晚些時候，她因為腦出血去世了。當時她和我父親正在懷俄明州拜訪他們的朋友，所以她去世時他倆是在一起的。後來，我們的朋友——也是大牌搖滾明星U2樂隊里的博諾，還在她的葬禮上唱了歌。作為一個不看重金錢的女人，她在2004年《福佈斯》富豪榜上排名第153位，並持有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價值30億美元的股份。

　　我們家族與慈善事業的緊密聯繫，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令記者和其他人感到無比好奇。我父親就曾公開說過，他絕不會把財產留給自己的孩子繼承。這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測，懷疑我們家族內部是否關係不和。但事實並非如此。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親眼見過一些成功商業人士的孩子嬌生慣養、不可一世，而他不想讓自己的小孩兒也變成那樣。他是個務實的人，比如說，他出資購買了一片土地，在轉租給我之前，要求我出具了一份讓這片土地贏利的商業計劃書。他會要求計劃書里出現的數字都有據可依，容不得半點兒馬虎。同時，我母親的畢生追求就是說明別人掌握自己的命運，特別是在說明孩子發揮出他們的潛力方面。她非常喜歡為外國交換生提供食宿，也會說明奧馬哈市的低收入家庭的兒童。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會讓她義憤填膺。以前，她的車上貼著一張寫著“好人來自各色人種”的保險槓貼紙。後來，居然有人把上面的“各色人種”幾個字刮掉並寫上了“白種人”，這著實吓了她一跳。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和姐弟們開始第一次做慈善，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母親對這份事業的熱愛和對我們的鼓舞有關。那天，父母把我們仨叫到了一起，父親說他準備成立一個家族基金會，我們姐弟三人每人每年可以決定10萬美元的用途。當時，我們主要是資助當地的一些慈善機構，比如內佈拉斯加州娛樂和公園局（Nebraska Game and Parks Board）、老大姐/老大哥專案（Big Sister/Big Brother programs）和奇卡諾人意識提前教育專案（Chicano Awareness Headstart Program）。私下里，我還給這個基金會取了個小名，叫“舍武德基金會”（Sherwood Foundation），因為它就像劫富濟貧的羅賓漢和他的綠林兄弟一樣偉大。

　　後來，事實證明我們非常喜歡這樣一個低調的基金會，因為它的善款數額既足以資助那些慈善機構，又不會超出我們分析和投資的能力範圍。但很快，我們就不滿足於現狀了。在1999年，父母決定是時候給我們一大筆錢，讓我們在自己選擇的慈善領域中大展手腳。蘇茜、彼得和我每人獲得了約2 650萬美元作為我們個人基金會的啟動資金。正是在那段時期，我初步涉足野生動物保護事業。不久之後，我們便買下了南非林波波地區有獵豹出沒的一塊地產，並出資建造了一個獵豹園和研究中心，名叫“朱巴特斯”（Jubatus）。

　　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意識到了人生不過僅有“40次機遇”，也頓悟到，如果我不先去說明那些飽受饑餓之苦的人，保護野生動物就無從談起。記得我和母親在2002年一起去了加納，這些年，她也時常和我談起我們的慈善事業。其間我四處遊歷，沿途拍下了許多照片，從中也體會到了自己身上擔負著奉獻世界的重大責任。對此，母親感到無比欣慰。

　　2003年，母親被確診出癌症，這對我們全家來說猶如晴天霹靂。自那之後，我們常陪伴她左右，跟她一起共渡難關。正如她在查理·羅斯的訪談中提到的，她鼓勵父親拿出更多資金投入到慈善事業中去。2004年1月，她拿出了自己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價值5 140萬美元的股份捐到我們的慈善事業中，這是繼我父親之後的第二份大禮，我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富有愛心的善舉。母親逐漸從這場大病中恢復了過來。出人意料的是， 一年後，也就是2004年，她還是病逝了，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這也是世人的損失。但是她仍然在以別的方式鼓勵我們做善事，她在遺囑中為我們的基金會做了安排。2005年，蘇茜、彼得和我的基金會分別從她的遺產中獲得5 160萬美元的捐贈。

　　父親因為母親的去世而悲恸不已。當時的一些媒體也註意?，他因為太過沉痛而根本無法出席母親的葬禮。母親的離世使我們都覺得少了一位至親的陪伴，尤其是父親。以前，父親喜歡拿大筆的錢讓母親去做慈善，造福世人。他一直以為母親會比他活得久。可現在，母親走了，他要怎麼辦呢？

　　父親找了個地方坐下來，看了看這些數字。捐款是件十分複雜的事情，對此我的感觸也越來越深。我們曾遇到過很多手頭寬裕、慷慨熱心的人，他們想向社會伸出援助之手，卻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慈善機構來實現他們的願景，只好作罷。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最需要資助的慈善事業，不具備有效的組織機構、管理人才和戰略方案來統籌大筆資金。這就使得人們更傾向於選擇那些簡單可行的專案。當然，這本身無可非議，但那種專案往往是一次性的，獲得的效果不能持續，所起的作用也只局限在當地。同時，有一些國際性的組織在這方面做得不錯，但它們現在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很難再革新的地步，其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工作方法似乎也收效甚微。

　　父親在了解了慈善領域內的各種組織之後，意識到沒有我母親帶路，他需要的是一個有能力處理這麼一大筆錢的慈善組織。這樣一來，可供參考的範圍就極大地縮小了。他發現，在目前所有運行的基金會中，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最大也最具活力，是接受這筆捐助的不二之選。該基金會在2006年就擁有290億美元的基金和200多名員工，致力於解決全球性的問題，並希望能夠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而我父親正是被基金會的這一宗旨吸引了。

　　與此同時，父親也非常欣賞彼得、蘇茜和我正在做的慈善事業，並決定為我們的基金會做一次非常慷慨的捐款。當時，他委託給蓋茨基金會的金額是310億美元。正如他資助了蓋茨基金會一樣，他也想資助我們姐弟三人的基金會，但前提是，我們仨必須積極投入到基金會的運作中，並按照法律要求，保證他的捐款都被用於慈善事業。他承諾在接下來的多年里會累積給我們每個人的基金會分別提供10多億美元的資金。這一決定極大地拓寬了我們的事業領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資源，給我們的這場激動人心的旅程加足了馬力。他還在自己2012年8月82歲的生日時宣佈，要將委託給我們基金會的捐助翻一番，作為給我們仨的一份禮物。

　　於我而言，也許這段經歷中最鼓勵我的地方，就是父親曾表示希望我們去解決最棘手的問題。我們不像許多非政府組織，它們需要在募捐中向捐助者展示自己的“豐功偉績”，我們則可高效迅速地趕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說明那些走投無路的人。並且，我們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我們能夠從自己的失敗中汲取經驗教訓，然後從頭再來。

　　我父親在序里提到過，他有一套“出身決定命運”的理論，也就是說，你的出身背景決定了你將來的發展前景。而在不同時期，他對這一觀念的闡述也有所不同。比如，他有時會說，如果讓你選擇出生在不用繳稅的國家或是在要繳稅的美國，那麼你會因為要繳稅而放棄出生在美國嗎？你願意繳納百分之幾的稅呢？他認為，同樣才華橫溢、志存高遠的兩個人，一個出生在乍得難民營或者薩瓦爾多的偏遠山村，另一個則出生在美國，那麼他們所擁有的機會和際遇是完全不同的。

　　父親之前一直把做慈善造福世人這個事業交給母親打理。我們姐弟還小的時候，母親就在很多社區組織中工作過，但後來的這幾年，她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少數幾個相對較大的領域。她支援民權運動，倡導計劃生育和婦女生育權。她還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改善那些處於困難甚至極端條件下的人們的生活水平，讓他們獲得基本的自由和平等。

　　如果你了解我母親，或者只是看了查理·羅斯的那期訪談節目，你就可以想象為什麼我父親從不擔心他的萬貫家產將何去何從。正如我母親所說，在我父親一生成就的“記分卡”上，賺錢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至於賺來的錢怎麼花，他從不上心。他對奢侈品不感興趣，也無意炫耀自己的財富。他喜歡的是投資中充滿競爭的那一面，當他和其他人都讀著相同的材料時，他會去思考市場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發展問題，並想出一個獲得豐厚回報的投資策略；而其他人卻可能缺乏像他一樣的耐心和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無法像他一樣脫穎而出。父親知道母親是個品性纯正、樂於奉獻、聪明無私的人，於是他將自己的財富完全託付給她，讓她去做一些對世界有益的事。

　　母親一直激勵著我，即便她去世了，我仍然想讓她以我為榮。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充分利用我剩下的30次機遇的一個原因。現在，我每天都會想起她，是她帶領我們踏上了這段意義非凡又有滿足感的旅程。對此，我深懷感激。

本文摘自《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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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次機遇》中，霍華德不僅回顧了童年時代父親的人生信條對自己的影響和不為人知的家族往事，還講述了自己在幾十年中如何進行人生投資，創造出40次機遇，建立起自己的農業帝國；以及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世界糧食問題和環境問題，反思現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案，說明貧困的人們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時，霍華德還作為一名出色的職業攝影師，跑遍世界各地拍攝濒危物種，如實記錄了在生死邊緣掙紮的亞非拉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