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 聽到警鐘鳴響的那一天

　　那時，我經營著伊利諾伊州中部一個1 500英畝的農場，很多農業設備都採購於阿桑普森的斯隆器械公司（Sloan Implement Co.），阿桑普森是我生活的小鎮，位於迪凱特南部，有1 200人口。斯隆器械公司的門外通常會陳列美國迪爾公司（Deere & Co.）的各種拖拉機、收割機、播種機、貨車、運糧拖車和盤耙，它們就像一支整裝待發的農業機械化軍隊，渴望來往的人們指揮它們，駕馭它們，運用它們更快更好地把農活兒做好。斯隆公司裡面有各種各樣的零件、機油和工具。公司後面還有個洞穴狀的建築，那兒是修設備的地方。每到春耕和夏秋收獲時節，這個地方都特別熱鬧，然而一到冬天，厚厚的白雪覆蓋著休耕的田地，這里則呈現出另一幅光景。農民們成群結隊地來到這兒問問題，抱怨玉米或大豆的價格，談論新的想法和設備問題。敬業的農民是好學上進的，喜歡和人交換經驗做法。不久前，斯隆公司還舉辦了一個名為“播種機學校”的活動。

　　我第一次參加“播種機學校”活動是在2001年的冬天。除了經營農場之外，我還是附近的GSI公司（一家全球性儲糧倉制造商）的合作伙伴，同時也是林賽公司（Lindsay Corporation）的董事會成員，林賽公司制造中心支軸式灌溉系統——遊客乘坐飛機飛過美國中西部時所看到的大片圓形種植區裡面使用的就是該公司生產的灌溉機。迪爾公司生產了一些有意思的新設備，斯隆公司宣傳說他們會請一些公司以外的演講者來參與他們的“播種機學校”活動。偶然的一個星期六，我去參加他們的活動，那里擺放著二三十把折疊椅。第一個演講者開頭說的一段話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當時並沒有一字一句地記錄下來，如果沒記錯的話，其大意是這樣的：

　　大多數人以為務農就是一個買種子、播種、施肥、收割，然後循環往复、持續不斷的過程。但是細想一下，從第一次你父親帶著你爬上帶播種機的拖拉機，到你將土地傳承給子女的那一天，如果你身體健康，又像大多數農民一樣勤勉工作，那麼你其實只有40次這樣務農的機遇。所以你有40次機遇來種植莊稼，應對大自然的挑戰，並希望一切風調雨順。你有足夠的時間熟練掌握務農的各種要領，但是這樣的機遇是會被用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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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中一些人40次的機遇已經所剩無幾了，我相信你們都已經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了經驗教訓，但是我想，你們中沒有誰會想當然地對待自己所剩無幾的機遇。我們現在嘗試在做的就是保證給予大家最好的工具和使用這些工具的建議。如此一來，你們就可以充分利用這40次機遇了。

　　這種想法讓我眼前一亮。我從來沒有這樣看待過務農這件事。從某種程度上說，耕作是可預料的，它無非是播種和收割的循環，是一項費力卻又有收獲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環往复。作為一個農民，你總是處在一個追趕模式中，試圖完成下一項任務，然而當你環顧農場一週，卻發現還有20份想做卻又沒時間做的農活兒。有的時候，工作看起來似乎沒完沒了。而這位演講者在提醒我們，事實並非如此。40次機遇並不多，我自己也已經用掉了好些機遇了，所以，“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從那以後，我對務農的看法就有了改變，但是我也意識到這個想法適用的領域不止於此。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固定的生活節奏，然後沉重緩慢地前行。不論你喜歡或是讨厭，擅長或是糾結於你所從事的工作，你都要記住，生活不是一台跑步機，而是一條人行道。人生不能重來。不論我們做什麼，我們都只有有限的機遇來把它做對。

　　於是我開始扪心自問：我有沒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機遇？我有沒有在逐年地不斷完善我的方法？我有沒有傾聽那些有新想法的人述說他們的理念？我有沒有從我的錯誤里汲取教訓？

　　除了經營農場之外，我還有別的重要事情要打理。我的父親沃倫·巴菲特和母親蘇珊·巴菲特給了我一大筆錢，我用它創辦了霍德華·G·巴菲特基金會，對此我深感幸運和榮幸。通過這個基金會，我得以支援一些對我、我妻子和子女而言無比重要的事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野生動物保護。我曾因為出差和追求自己的攝影愛好，去過亞非拉國家很多次。我喜歡拍攝野生動物，特別是像山地大猩猩和獵豹這樣的濒危動物。

　　在旅行期間，我所到過的濒危栖息地越多，就越能理解全球糧食問題專家丹尼斯·埃弗里（Dennis Avery）曾經跟我說的：“沒有人會為了拯救一棵樹而挨餓。”隨著我逐漸看到問題的全貌，我開始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動物會濒臨滅絕，為什麼雨林在消失。就表面看，生物的大量毀滅理所當然應該怪罪於貪婪的偷獵者和腐敗的政府官員。而問題的核心在於，我也能夠看到那些和濒危物種們共享一個生態系統的人本身其實也是岌岌可危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挨餓。如果我除了偷獵濒危動物以外別無他法喂飽我的小孩兒，我會怎麼做？如果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因?過度使用遭到破壞而無法再產糧，子女饑腸辘辘沒有食物來源，那麼我是會坐以待斃，大贊毗鄰的雨林的美好，還是毀林開荒，利用森林下面的土壤？答案不言自明。

　　我認識到，如果我關註濒危物種、栖息地保護和生物多樣性，我就應該著力解決更為根本的問題——饑餓問題。但是很快，一系列的數字又讓我寝食難安。

　　根據聯合國調查顯示，世界上如今約有8.7億人長期遭受持續性的饑餓。營養不良和饑餓給很多生活在世界落後地區的兒童帶來了終生的身體和發展負擔：其阻撓學生求學，與諸如恐怖主義以及人口販賣之類的威脅緊密相連。饑餓還是每一場戰爭背後的因素之一。佔領軍或叛軍搜刮當地居民的糧食，並以此要挾居民加入他們，為他們作戰；將村落與外部隔絕和斷絕食物供給是一個緩慢但有效的將村民拖垮甚至置其於死地的方法。食物就是力量。

　　美國有1/6的人口，也就是將近5 000萬人面臨糧食問題，其中1 600萬是兒童。這個問題的挑戰性和嚴肅性不言而喻，而且我們還要意識到，如今地球上的人口有70億，到2050年，即不到40年的時間，世界人口會增長到90億。也就是說，在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有生之年里，饑餓問題會愈演愈烈。

　　那次在斯隆公司，那個演講者的一席話讓我大開眼界，之後我對生態保護的想法有了一些轉變，就在這其後短短的幾年間，命運又給了我一次沖擊。2004年，我的母親蘇珊去世，這使得我父親對慈善事業有了些新的想法。我母親不僅鼓舞過我們的家人，而且也激勵過每一個認識她的人。她慷慨大方，心地善良，致力於將世界變得更美好。我父親曾想把他的一大筆財富轉交給母親的基金會，讓她去做慈善事業。然而，母親離世後，父親將這一大筆錢分給了我的姐姐、我以及弟弟，充實了我們各自的基金會。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挑戰，這是大多數人只會在電影中遇到的情節，或是在雞尾酒會上遇到的假設性問題——如果給你10億美元來做一件重要的事，你會選擇做什麼？

　　我知道我想做什麼，我想說明窮人解決溫飽問題。我選擇的這條道路很多慈善家也走過。我給那些在饑餓和貧窮問題嚴峻的地區工作的人提供救助金，資助一些非政府組織開展有趣的專案，例如挖井，還通過教授那些曾是兒童兵的人如何耕種來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我去過那些有糧食危機的國家，我很想了解那些國家的農業生產能力。每到一處我都會提出很多問題，通常我得到的回答都顯示，在非洲，還沒有人嘗試通過技術或實驗手段來進行農業援助。所以，我們基金會買下了一個南非的大農場，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在那里開展研究。其後，我們在美國伊利諾伊州和亞利桑那州也投資了很多實驗農田。我沒有患上商人所謂的“分析麻痹症”，不管什麼事，只要我想做，我就會立刻投身其中，認真地嘗試。

　　在過去10年里，我們的基金會資助了很多農業專案，試圖說明發展中國家的農民，並從這些專案中贏利2億多美元。我走訪過120多個國家，曾和數千名農民交談過，也和熱衷於這個領域的總統、搖滾明星、牧師和教授有過交流。

　　新的集約化生產

　　我就不拐彎抹角了，開門見山地說吧，我們要按下重啟這個按鈕。在過去20年，長期饑餓問題在亞洲和拉美地區有所減少，但是在人口膨脹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卻在與日俱增。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預計，到2050年之前，農民必須將糧食產量提高70%，才能養活世界上所有的人口。

　　要實現這一目標，所有的農民，不論是那些聚集在斯隆公司、實行先進的和高度機械化農業運作的農民，還是那些在發展中國家用锄頭耕地的貧窮農民，都需要進行更集約化的農業生產並提高農業生產率。此外，我們還需要重新組織和部署所有糧食問題的參與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非政府組織、研究機構、慈善家、農業公司。我們需要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說明農民真正應對挑戰，讓農民能夠在現有條件下順利開展農業活動。同時，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我們在發達國家使用的耕種技術，因為我們的傳統方法正在損壞表層土壤，而表層土壤對保證未來的農業生產率是至關重要的。

　　我相信我們能夠成功，之前在國際上已做過類似的努力。早在20世紀60年代，綠色革命運動（Green Revolution）就使得印度和東南亞大約10億人口免受饑餓之苦。由諾貝爾獎得主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所引領的這一運動，主要是將小麥和大米這幾樣谷物進行規模化生產。科學家、政府、農民和非政府組織群策群力，創造了這一奇迹。

　　然而，這個模式在非洲不會見效，因為非洲現在普遍存在糧食問題。非洲地域廣袤，基础設施不完善，這片大陸擁有54個國家，而非一個集中管理的國家，這使得在印度行之有效的綠色革命在這里行不通。幸運的是，一些新模式和想法給了我希望；還有一些正在積極探索新方式的人，他們亦做出了一些有啟發意義的行動。巴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個國家只要想改變，就能找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對環境負責的農業發展道路，並且保證將小農戶納入解決國家糧食需求的系統中來。

　　我們能否讓國際社會和那些有糧食危機的國家政府贊同斯隆公司那位演講者的理念？

　　近年來，數十億的農業援助有時卻讓糧食問題愈演愈烈，而非好轉。我已經不再資助那些常見的非政府組織的專案，也不再把錢投給那些似乎不願做出任何結構性轉變和通過開展土地改革來說明其人口脫離饑餓和貧窮的國家。我們不能用西方的思維來解決非洲的問題，而要從過去的努力和失敗中汲取經驗教訓，使用新模式和領先科技來充分利用尚存的機遇。我們不能僅僅為各種相關主題活動和好的想法埋單，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們更要資助那些即使我們不再介入，依然可以生存並持續發展下去的專案。

　　這本書講述的就是我如何做出上述結論的，以及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夠深入解決糧食問題。裡面是40個故事的合集，講述了我為何選擇與全球饑餓問題做鬥爭，以及霍德華·G·巴菲特基金會團隊和我這一路走來的發現、嘗試、挫敗、成就、經驗和釋放的正能量。40個故事中，有些講述了我們或是其他人好心卻辦了壞事；有些談及了無知、文化沖擊和失敗的想法；有些描繪了我們欽佩的人，他們或許是在地里孜孜不倦幹農活兒的人，或許是那些盡管飽受苦難，但仍然有新想法的人，抑或是那些下定決心不再重蹈覆轍的人。

　　這本書還歌頌了做人的意義。我去過世界上一些最貧困的地方，然而那里也會有笑容灿爛、嬉戲玩耍的孩子，他們會自己發明小遊戲，或者把一個塞滿了稻草的袋子當作足球來踢，玩得不亦樂乎。在一些最為窮困潦倒的村落里，女人的目光中也透露出驕傲和善良，雖然自己幾乎一無所有，但她們還是會用少許食物或一杯茶來歡迎我的到來。

　　本書中講述的那些令人難過的故事，其實只是背後更多類似故事的一個縮影。我希望通過這些故事，能讓讀者感恩活著的美好，感恩世上還有這麼多好人想要造福世人，不論是在非洲的難民營，還是在伊利諾伊州迪凱特救濟貧民的施舍處。在接下來的篇章里，你會遇到一個20歲的名叫“小克洛米特”（Little Cromite）的人，他以前是個童兵，6歲的時候失去了家人，他沒有技能，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辦法養活自己。你會感受到世界上最知名的一位錄音藝術家的熱情和投入，會看到英國前首相託尼·佈萊爾說明非洲新一代的領導人學習管理和執政原則。我還會介紹一位和我性情相似的、來自加納的科學家，也是內佈拉斯加大學剥玉米人隊（Nebraska Cornhusker）的鐵桿球迷，他教會那些只能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民如何提高糧食產量，養家糊口，並保護他們最大的資產——腳下的土地。

　　我的兒子霍華德·W·巴菲特（Howard W. Buffett，下文我會用HWB來稱呼他，以避免混淆）也跟隨我一道，多次探訪發展中國家，而這也是這趟旅程頗具意義的另一個方面。他第一次和我旅行時，還是個害羞的12歲小男孩，而從那以後，我見證了他的成長。他那時只是個好奇的孩子，但有的時候卻親眼目睹了那些同齡人接觸不到的苦難和赤貧，這令他幼小的心靈被深深地觸動了。現在的他已經長成了一個男子漢，對上百萬人所面臨的挑戰有了自己獨到的見解。HWB也曾自己一個人去過亞洲、阿富汗和其他地區探訪。他還做過我們基金會兩年的執行董事。如今，他是我們基金的受託人，並且在這本書里分享了一些新的見解和想法。HWB特別熱衷於尋找讓不同組織合作的新方法，利用科學的管理方法，整合各種資源，使相關專案更加完善，影響更加深遠。

　　貫穿這本書的一個主題，就是我們需要立即行動，刻不容緩。現在有很多人在受苦受難，並因此相繼離世。我做慈善的初衷並不是要讓自己名垂千古。我意識到，我不能僅僅做些表面功夫，專挑一些小的容易解決的問題去解決，更不能僅僅因為造福了一小部分人就揚揚得意，因為還有數百萬的兒童在忍饑挨餓。我父親的一條建議曾說明我度過了一些最艱難的時刻，對此我一直心懷感激，他說：“要把心思和資源花在那些沒有你就做不成的專案上……犯錯誤是正常的，如果你只做‘安全’的決策，那麼你將一事無成。”

　　本著40次機遇的精神，我們的基金會將在2045年之前花光所有的資金，走向“破產”。 HWB支援這個想法，並且把它貫彻執行了下去。他越來越頻繁地質問非政府組織，讓其重新反思它們的方法到底有沒有用，甚至會問“你有沒有一個能讓自己關門停業，不再被世人需要的戰略”。當我寫到這里的時候，我們還有30多次機遇找到一個正確的戰略。

本文摘自《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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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次機遇》中，霍華德不僅回顧了童年時代父親的人生信條對自己的影響和不為人知的家族往事，還講述了自己在幾十年中如何進行人生投資，創造出40次機遇，建立起自己的農業帝國；以及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世界糧食問題和環境問題，反思現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案，說明貧困的人們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時，霍華德還作為一名出色的職業攝影師，跑遍世界各地拍攝濒危物種，如實記錄了在生死邊緣掙紮的亞非拉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