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狂想

　　直到19世紀，歐洲境內的貨幣一直紛繁複雜、多種多樣，因此旅行和貿易極其考驗人們的耐力。在拿破侖成立銀行和發行紙幣後，這種貨幣混亂的局面才得以終結。

　　——約翰內斯·薩爾茲韋德

　　1815年5月24日清晨，歌德從魏瑪出發。詩人的這次出行和一年前一樣——前往療養地，箱子里裝著他後來出版的書稿——《西東詩集》。他乘坐的馬車經過埃爾富特和哥達，駛向埃森納赫，直達富耳達。26日晚，他們到了歌德的出生地法蘭克福。第二天下午將近兩點鐘，他們終於到達目的地威斯巴登的溫泉賓館。

　　雖然這段路程今天只需要幾個小時，可是當時卻要經過至少六個國家：即將成為大公國的薩克森-魏瑪-埃森納赫、普魯士、埃爾富特、薩克森-哥達-阿爾滕堡公國、黑森選帝侯國、法蘭克福自由市和拿騷公國。

　　幸運的是，身兼詩人和內閣大臣25雙重身份的歌德擁有自己的馬車，而且不用交過路稅和過橋稅。雖然很多餐館和旅店的老闆也能凑合收取非本地的貨幣，但是歌德的仆人卡爾·史達德爾曼還是準備了一袋子硬幣用來救急。當時在大部分國家中，1帝國塔勒可以兌換24或28格羅申26；不過法蘭克福的商人按照南德習慣更喜歡用古爾登和克萊採結算；富耳達的4芬尼相當於威斯巴登的6塔勒。

　　當然，這些錢很快就在療養地被他們花光了。“到了這，才真的感覺錢幣是圓的27”，歌德上一次在這兒逗留時對居住在法蘭克福的世交簿記員，同時又是富有的律師弗朗茨·施洛塞爾如此說。“如果您看到我的請求後，可以寄給我幾百古爾登的話，我將對您萬分感謝。”

　　當然，歌德很快就收到了錢；對於不同貨幣間兌換的匯率，他不必擔心。因為長期以來，沒有比歐洲的貨幣更加混亂、複雜的貨幣了，因此歐洲的金融界早就可以提供完美的金融服務。確切地說，每枚硬幣都能顯示出幾百年來歐洲疆土分裂對貨幣領域造成的影響。

　　當時流通的貨幣種類繁多：有萊茵地區的古爾登、呂貝克的舊馬克、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地區的塔勒、精美的杜卡特、金路易等金幣，還有一些名為格羅申、先令、芬尼、克萊採等等面值非常小的硬幣——有時，郵政人員、遠洋商人和銀行家似乎都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種複雜的錢幣。

　　實際上，很多從事貨幣交換的行家深谙此道，他們熟悉匯率的漲落，並能從中獲利。商人們也早就熟練掌握了如何通過匯票、債券或其他方式避免可能出現損失的現金交易。盡管如此，郵政馬車每天仍在忙碌地運載著一車車的硬幣。

　　一定要這樣嗎？似乎直到拿破侖上台，這種貨幣混亂的局面才得以終結。1808年，在新建立的、由熱羅姆·波拿巴統治的威斯特法倫王國里，所有主要的硬幣都可以按照匯率兌換成法郎或生丁28——普魯士的弗里德里希金幣可以兌換20法郎80生丁，黑森的三格羅申硬幣能夠兌換到48又9/16生丁。法國大革命勝利後，經過不斷努力，革命者的新貨幣在歐洲範圍內可以按照具有啟蒙意義的十進位制運算和交換。

　　然而，這個政治不穩定的偉大國家所發行的錢幣還是無法成為主要貨幣，因為當時依然同時流通著很多已經過時的錢幣。1811年，由海因里希·奧古斯特·奧託卡爾·賴夏德所著的旅行手冊《旅行者》中曾有這樣的記錄：“法郎與此前的利弗爾的兌換比例是81:80，或者1法郎基本上相當於1舊的法國利弗爾加1生丁（一種小面值的銅幣，差不多相當於帝國芬尼的價值）。根據這一兌換比例，現金交易時，6利弗爾比6法郎少6生丁。”

　　因此，人們不得不時時考慮貨幣兌換的問題，經常進行1/12、1/16、1/60或者其他更加複雜的算術運算。如果有人在陌生的地方沒有受騙，那我們只能說是幸運之神保佑了他，而不是他的智商發揮了作用。

　　當然，一般來說，富人和聪明人可以更好地應對這種情況。比如，在1786年-1788年的意大利旅行中，雖不吝啬，但為人謹慎的歌德沒有遭受到什麼貨幣兌換的損失，主要因為他提前在德國的銀行家和可信賴的熟人那里換好了目的地流通的貨幣，他的仆人卡爾·史達德爾曼從魏瑪出發就開始負責錢幣的保存和準確的記賬工作。

　　德國作家約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為了他的旅行——也就是後來記錄在書信體遊記《漫步去錫臘庫紮》的旅行——提前將他的大部分資產兌換成黃金，這個只用一根拐杖武裝自己的遊客將大部分金塊放在一本書里，然後裝進上衣左侧一個特別的口袋里。事實上，這個秘密錢袋里還裝著一塊金表，不過它始終沒有被作家在兩次鄉間小路上遭遇的劫匪發現。

　　但是，索伊默多少還是感受到了歐洲大陸上的貨幣混亂——這一局面在拿破侖遠徵後一直加劇，“我昨天用10芬尼硬幣付了午飯錢，而這頓飯在薩克斯地區還不算特別好的”，在到達維也納前他寫道，“看到一個小販後，我才知道自己損失了多少錢，我快速地……拿10芬尼，留給餐館老闆這劣質的10芬尼硬幣。”

　　這究竟是好還是壞呢？引進銀幣後的幾百年里，這個問題一直難以回答。因為在此期間，雖然幾乎無人在乎硬幣里的貴金屬含量，但是德國年輕的公爵在1800年後嘗試通過特別鑄造、僞裝貶值和各種各樣的“紙幣”等方式維持破敗的財政。很多有權發行貨幣的私人銀行參與其中，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當然複雜棘手的貨幣兌換也在其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1804年4月11日，從羅馬出發去德國旅行時，生活經驗豐富的卡羅萊納·馮·洪堡對負責外交事宜的威廉說，“在此，我用兩個詞概括到目前為止我的旅行所花費的金額：148個弗朗西斯科尼幣——我手中還有103又1/2,留作返程使用。68杜卡特——我還有2杜卡特、24又1/2 Laubthaler、22卡洛琳幣、40個羅馬的斯庫多。”總而言之，這位貴族經過計算，總共花費了700塔勒，確實是一筆大數目。但現在她需要“再一次將沒有花掉的、不同形式的硬幣換成同一種形式的貨幣。”

　　其實，這就是當時絕大多數人可能遭遇的情況。按照舊有的風俗，24格羅申相當於1個帝國塔勒，1格羅申可以用12芬尼結清。另外，90個克萊採和1塔勒等值，而15芬尼相對於1格羅申。因此16格羅申加起來等於1古爾登，通常，又等同於舊的科隆馬克（相當於233.855克纯銀）的1/20，或者1/24。

　　當時還有很多更為簡便的運算法則，但是當你到了另一個地方，那里可能就適用另一種運算法則了。例如，在漢堡和呂貝克，1普魯士的塔勒加上2又1/2庫蘭特馬克等於40個面值分別為兩個5芬尼的硬幣（Sechsling）或者12芬尼的40個先令，那麼在相鄰的梅克倫堡卻可以換成48個先令。不萊梅負責國際貿易的議員選擇金路易加5塔勒金幣——它相當於72 格豪特加5 Schwaren——作為計量基础，雖然這讓很多人非常不滿。

　　原本使用古爾登的奧地利和巴伐利亞在1753年簽署了《硬幣協定》29，此後開始通用“協定塔勒”或“實物塔勒”， 根據硬幣協定，1協定塔勒等於32格羅申、120克萊採、480芬尼或者2個古爾登。1811年，賴夏德的旅行顧問詳細說明了當時最重要的14種德國貨幣之間的兌換關係。但是，在歐洲其他地區主要通用佈拉班特的杜卡特、英國的蒙尼金幣、瑞士法郎和意大利的斯庫尼。

　　當時流通的不僅有堅挺實在的硬幣，索伊默發現在維也納，“首都只有紙幣和劣幣”，“只要信譽可用，那麼紙幣是最好的消除貧困的手段。”這位週遊世界的漫遊者得出這樣睿智的結論：“考慮到特權和豁免權……窮人幾乎支付了國家需求的六分之五。公債券的持有者希望能夠如願保住自己的聲譽，但他們大部分都是富人……他們的大部分需求通過國家財政得以滿足，而國家財政又要依靠大多數窮人才能維持。”

　　也有很多人使用蠻橫、粗暴的方法來增加自己手中的錢。“不論是維也納，還是沿途各地，人們一直談論著普雷斯堡30的郵車遭到襲擊和搶劫，車夫被打”，索伊默經過幾個驿站後這樣記錄，“當然這些人事先都做好了準備，他們調查清楚了這輛郵車裝有很多錢，大概超過13萬古爾登。”

　　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通過仔細計算，這輛郵車上運的錢基本上相當於魏瑪內閣大臣歌德畢生收入的2/5。因此，直至19世紀，郵路都不安寧也就不是什麼怪事了，盡管劫匪一旦被擒就會遭受非常嚴厲的懲罰。

　　所以幾個世紀以來，貨幣種類的複雜以及它所導致的貨幣兌換欺詐行為，還有頻發的攔路搶劫事件一直困擾著往來於歐洲各地的遊客和商人。前拿破侖統治時期的梅特涅時期，貨幣混亂局面重現，它所帶來的後果讓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者意識到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過在當時還是基督教會的政客們掌握總的風向。

　　日益強大的普魯士不畏強權，成為第一個整頓貨幣混亂局面的國家。1821年9月30日，普魯士通過了《硬幣法》，自此1塔勒相當於30個面值為12芬尼的銀格羅申。事實上，直到1838年，北德意志的大部分國家才逐漸認同並接受這種新的貨幣單位劃分方法。但也有個別例外，如薩克森鑄造每個新格羅申僅僅相當於10芬尼，漢諾威依然堅持每個帝國塔勒相當於24個面值為12芬尼的格羅申——這對於日益貧窮的人來說無疑是莫大的諷刺！

　　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關稅聯盟致力於為各邦國掃除貿易障礙，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解決貨幣混亂的難題。在有了“統一貨幣”之後，尤其是1857年奧地利加入這一聯盟並補充簽署《貿易協定》之後發行的“王冠塔勒”和後來的“聯盟塔勒”——相當於1又3/4 南德意志的古爾登以及1又1/2的奧地利古爾登，局面才大為好轉，金融政治家們也由此慶幸自己擁有貨幣改革的勇氣。

　　不過，這些改革的步伐還是太小，速度還是太慢，只有戰爭和武力才能彻底解決貨幣統一和貿易順畅的問題。普法戰爭勝利兩年後，德意志帝國於1873年7月9日應運而生，由此馬克（1馬克=100芬尼）成為德意志境內的主要支付工具，不論從海澤斯萊烏到貝希特斯加登，還是從特里爾到蒂爾西特，毫無疑問，這是德意志民族史和貨幣史中一次史無前例的成功。

　　開始，由於有法國賠款的支援，這一以黃金作為擔保的新的支付工具馬克雖然是“不足的”貨幣，但卻具有固定的白銀兌換比例。此外，兌換期限也非常寬鬆，在巴伐利亞赫勒作為二分之一芬尼的等價物繼續流通了很長一段時間，每枚舊塔勒在1908年9月30日之前都能兌換到3馬克。

　　1876年建立的 “德意志帝國銀行”的前身普魯士銀行，它的創建人應該非常欣慰。正是因為有了統一的貨幣，德意志境內的經濟才得以解放並蓬勃發展；銀行業、工業和商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踏步地前進。其實，早在1828年，老年的歌德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心願：“雖然現在德國沒有統一，但我並不擔憂……總有一天，帝國全境的塔勒和格羅申可以擁有相同的價值；總有一天，我可以不用打開行李箱就可以在所有36個國家裡畅行無阻。”

　　然而，被成功宠幸的創建者、繁榮時期的企業家們，他們之後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使結束了貨幣混亂的局面，還是會有新的問題和危機產生。

本文摘自《誰是下一個金融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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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本講述經濟發展史的書。書中描述了從11世紀所謂的金融業開端，一直到新近的經濟衰退，金融業整個發展和起伏的過程。《明鏡》週刊（Spiegel）的三位重量級人物，客觀詳實地記錄了資本如何以它全部的運作方式影響著我們的歷史。從中世紀的王朝向銀行世家籌措經費開發美洲大陸，到工業革命，到現代的股票交易暴跌，作者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和解釋金融發展歷程，同時深度剖析了每一次金融危機背後的原因，對於當今的金融創新和發現具有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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