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在1919年巴黎和會上拒簽對德和約(2)

　　“二十一條”是要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及領土完全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個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完全違背了國際關係的根本準則。但是，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复辟帝制的支援，向日本表示，除第五項“容日後協商”外，其餘全部接受，這為後來山東問題的解決埋下了隐患。

　　（四）中國開始時對實現自己的合理要求寄予希望

　　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歐戰即將結束之時，發表了著名的《十四點宣言》。其中規定的國際盟約不得秘密行事，國無大小一律平等原則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可。許多國家，尤其是日本，曾簽訂了衆多有損中國主權的秘密條約，如“二十一條”。每當中國在外交上獨立行動時，這些國家即以密約為依據處處限制中國的行動。因此，威爾遜的主張對中國外交顯然是有利的。

　　在一戰初期，中國並沒有參戰。隨著戰爭的深入，巨大的傷亡使得交戰各方兵源銳減，勞力奇缺，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使英法等國的人力資源緊張局面進一步加劇。為擺脫困境，英法等國把目光轉向中國，招募華工來解決戰爭需求。在兩年的戰爭中，中國共派出17萬勞工到達法國，主要工作是戰地後勤。到戰爭結束，大約2萬名勞工戰死、累死在歐洲。

　　一戰以後的國際環境、中國在戰爭中的特殊貢獻，以及西方各國政府的承諾使中國政府有理由相信，在一戰以後重新分配各國利益的巴黎和會上，中方的合理要求會得到西方各國的支援。

　　（五）顧維鈞在和會前進行了悉心準備

　　顧維鈞雖然年輕，但學識淵博，深謀遠慮。1917年，中國對德國宣戰。敏銳的顧維鈞感覺到協約國不久將取得勝利，中國可以借戰勝國的機會收回德國在華特權，恢復大國地位。為此，他作了悉心的準備。他在大戰結束前就在駐美使館內成立小組，專門研究與戰後和會相關的問題，並將研究報告送交國內，主張應向和會提出收回德國強占山東的權益。他還向外交部建議，聘請自己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時的指導教授約翰R26;穆爾為使館顧問，借重他的外交實踐經驗和國際法知識為參與和會作準備。

　　在被任命為外交團代表，前往巴黎參加和會的前夕，顧維鈞整天埋頭於準備工作，為中國代表團草擬了一項計劃，包括“二十一條”、山東問題、收回租借地等七個問題。此外，他還對國聯問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為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础。此外，顧維鈞還專門拜會了以威爾遜總統為首的美國代表團，向他們闡述了中國對和會的要求，獲得了美國政府在和會上盡力支援中國的承諾。

　　（六）和會上激情演講、據理力爭

　　剛到達巴黎，中國代表團就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相關提案，但是日本卻搶先向和會提出無條件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要求。由於事關中國，根據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提議，和會請中國代表團就此進行說明。中國代表團共由五人組成，分別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美公使顧維鈞、駐英公使施肇基和駐比利時公使魏宸。這對中國代表團來說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但由誰來承擔這一任務卻成了問題。陸徵祥稱病無法赴會，王正廷、施肇基均以對山東問題不熟悉為由推顧維鈞代表中國發言。顧維鈞沒有退讓，毅然決定挑起了這一重擔。

　　1月28日，經過細致的準備，顧維鈞在由英、美、法、日、意五國組成的和會最高機構“十人會”上代表中國發言。這是顧維鈞第一次在國際外交舞台上作長篇演講，而面對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R26;喬治、法國總理克雷孟梭這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在經歷了最初的緊張後，顧維鈞隨即就充滿激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講中去了。

　　以下是顧維鈞在巴黎和會“十人會”上發言記錄稿的譯文（英文原稿見附錄）。

　　顧維鈞說，他非常高興有機會代表中國把中國山東問題提交大會。他剛才很有興趣地聽取代表幾百萬人民的英聯邦自治領的發言人談話。而代表占人類人口四分之一，也即四億中國人說話，這一事實使他感到自身的責任格外重大。

　　中國代表團要求和會歸還膠州租借地、膠濟鐵路，以及德國在大戰前所占有的其他一切權利。為了不占用“十人會”太多的時間，他願意只讨論某些大的原則問題。至於技術性的細節問題，他在提交大會的備忘錄里將有全面的闡述。

本文摘自《錢其琛作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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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發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變化，我們的時代已經從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實上中國的外交已經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吳建民同志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認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