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和而不同(2)
第一團隊
雖然沈南鵬和季琦都做了澄清,但是關於兩人之間私人關係的傳聞仍然不胫而走。兩個人的私人關係到底如何,只有沈南鵬和季琦自己才清楚。而且,正像沈南鵬的半個同鄉、作家餘華所言,私人關係只有兩個當事人自己知道,而且也不希望其他人知道。
沈南鵬的一句話被演繹成一場他與季琦之間的不和風波,在一定程度上是媒體八卦化和讀者獵奇心理所致。兩個人的私人關係如何,無礙如家的發展,這純粹是私人領域的事情,不應該成為公衆關註的話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不管兩人是否不和、不和到了何種地步,相比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種種驚心動魄、手段層出的爭權之戰、逐利之鬥,他們的和與不和都顯得“小兒科”。如果將這個創業團隊簡單地庸俗化為利益和義氣之爭,就失去了這個團隊對於中國企業發展最具價值的部分。這就是:在經歷了8年創業艱辛和風雨之後,四位創業者仍然能夠以同伴的姿態出現在公衆面前,而且,四個人始終將他們創建的企業利益放在首位,以平等的合作關係,通過董事會的投票來處理一切問題。
雖然對於中國企業界而言,“團隊”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和詞匯,但是絕大多數企業仍然不能領會“團隊”的精髓,不能真正組建一支“團隊”。支配大多數企業的組織文化,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君臣”關係和“同伙”關係。
“君臣”關係的組織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家族制企業。這樣的企業大多都像是一個企業“王國”,企業的擁有者仿佛“國王”,在企業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這個“國王”的合法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源於企業領導者在早期打下江山的能力,因此大多數的“國王”們都傾向於維護和誇大自己的能力,從而讓員工相信,他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王”。
財經作家蘇小和在他的《局限》一書中甚至有些偏激地寫道:“今日100%的企業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王國,而企業老闆則是王國里至高無上的‘神’。”他舉了一個例子,在一個電視節目中,“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被他的一群屬下簇擁著。在整個節目過程中,只聽見這些屬下們用著燙人的話語,在表達著同樣一個意思—這個企業的成功,全靠了我們英明的領導者某某某。主持人於是問了他們一個問題:如果沒有這位老闆,你們的企業能獲得今天的成功嗎?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不可能”。
另一種傳統的組織文化是“同伙”文化,它來源於傳統家族制度文化的延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傳統小說《水浒傳》中的梁山好漢,所謂“異姓兄弟”、“情同手足”,憑借兄弟感情維系組織的存在。在這樣的組織中,雖然沒有“國王”,但仍然存在一個權威核心—“大哥”。在傳統小說中,這個“大哥”通常因為最講義氣—實際上就是能夠比較公平地處理“兄弟”間的利益分配問題—而被衆人推選為領袖,而且從此相安無事。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組織很難穩定存在。“大哥”不可能永遠正確,在對企業的發展認識出現沖突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人事分崩,最終影響到企業發展。
在中國企業中,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憑借商務通風光一時的恒基偉業。最初張徵宇同孫陶然、範坤芳等五人組成一個精英型團隊,在極短的時間內憑借一款商務通橫掃市場。但是很快,幾位團隊成員對於公司的經營策略和管理產生了巨大分歧,由於張徵宇握有公司80%以上的股權,孫陶然和範坤芳僅各占5%,整個團隊無法形成有效的制約,最終團隊分裂,張徵宇成了“孤家寡人”。恒基偉業的發展受到沉重打擊。
這兩類企業,事實上有一個共同之處:全部是領袖型企業。前者的“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後者貌似團隊,但仍然靠“帶頭大哥”的鐵腕進行強力管理。
梁建章、季琦、沈南鵬和範敏構成的創業團隊則與傳統的領袖型企業截然不同。範敏曾說,攜程的成功原因是三個上海人和一個南通人的組合。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攜程乃至如家的成功,也可以說是兩個“海歸”和兩個本土企業家的組合。
在美國接受教育並且工作多年的沈南鵬、梁建章,與接觸過國外文化的民營企業家季琦、國營企業管理者範敏,構成了中國企業史上的一個奇妙組合。在這個組合里,沒有“皇帝”,也沒有“大哥”;他們雖有同學之誼、朋友之情,但性格、愛好迥然不同,經歷各異;他們創立的攜程和如家雖然經歷了多次高層人事變更,卻從來沒有發生過震盪,都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並且一直保持著優異的業績;他們為中國企業樹立了一個高效團隊的榜樣,最終獲得了共贏的結局。本書忠實記錄了從1999年攜程創立開始,四個創業者如同接力賽一般,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領跑,各自發揮所長,完成屬於自己的使命的過程。這既是一段精彩的創業故事,也是一場絕妙的共贏遊戲。...
雖然沈南鵬和季琦都做了澄清,但是關於兩人之間私人關係的傳聞仍然不胫而走。兩個人的私人關係到底如何,只有沈南鵬和季琦自己才清楚。而且,正像沈南鵬的半個同鄉、作家餘華所言,私人關係只有兩個當事人自己知道,而且也不希望其他人知道。
沈南鵬的一句話被演繹成一場他與季琦之間的不和風波,在一定程度上是媒體八卦化和讀者獵奇心理所致。兩個人的私人關係如何,無礙如家的發展,這純粹是私人領域的事情,不應該成為公衆關註的話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不管兩人是否不和、不和到了何種地步,相比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種種驚心動魄、手段層出的爭權之戰、逐利之鬥,他們的和與不和都顯得“小兒科”。如果將這個創業團隊簡單地庸俗化為利益和義氣之爭,就失去了這個團隊對於中國企業發展最具價值的部分。這就是:在經歷了8年創業艱辛和風雨之後,四位創業者仍然能夠以同伴的姿態出現在公衆面前,而且,四個人始終將他們創建的企業利益放在首位,以平等的合作關係,通過董事會的投票來處理一切問題。
雖然對於中國企業界而言,“團隊”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和詞匯,但是絕大多數企業仍然不能領會“團隊”的精髓,不能真正組建一支“團隊”。支配大多數企業的組織文化,仍然是中國傳統的“君臣”關係和“同伙”關係。
“君臣”關係的組織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家族制企業。這樣的企業大多都像是一個企業“王國”,企業的擁有者仿佛“國王”,在企業中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這個“國王”的合法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源於企業領導者在早期打下江山的能力,因此大多數的“國王”們都傾向於維護和誇大自己的能力,從而讓員工相信,他們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王”。
財經作家蘇小和在他的《局限》一書中甚至有些偏激地寫道:“今日100%的企業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小王國,而企業老闆則是王國里至高無上的‘神’。”他舉了一個例子,在一個電視節目中,“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被他的一群屬下簇擁著。在整個節目過程中,只聽見這些屬下們用著燙人的話語,在表達著同樣一個意思—這個企業的成功,全靠了我們英明的領導者某某某。主持人於是問了他們一個問題:如果沒有這位老闆,你們的企業能獲得今天的成功嗎?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不可能”。
另一種傳統的組織文化是“同伙”文化,它來源於傳統家族制度文化的延伸。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傳統小說《水浒傳》中的梁山好漢,所謂“異姓兄弟”、“情同手足”,憑借兄弟感情維系組織的存在。在這樣的組織中,雖然沒有“國王”,但仍然存在一個權威核心—“大哥”。在傳統小說中,這個“大哥”通常因為最講義氣—實際上就是能夠比較公平地處理“兄弟”間的利益分配問題—而被衆人推選為領袖,而且從此相安無事。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組織很難穩定存在。“大哥”不可能永遠正確,在對企業的發展認識出現沖突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人事分崩,最終影響到企業發展。
在中國企業中,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憑借商務通風光一時的恒基偉業。最初張徵宇同孫陶然、範坤芳等五人組成一個精英型團隊,在極短的時間內憑借一款商務通橫掃市場。但是很快,幾位團隊成員對於公司的經營策略和管理產生了巨大分歧,由於張徵宇握有公司80%以上的股權,孫陶然和範坤芳僅各占5%,整個團隊無法形成有效的制約,最終團隊分裂,張徵宇成了“孤家寡人”。恒基偉業的發展受到沉重打擊。
這兩類企業,事實上有一個共同之處:全部是領袖型企業。前者的“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後者貌似團隊,但仍然靠“帶頭大哥”的鐵腕進行強力管理。
梁建章、季琦、沈南鵬和範敏構成的創業團隊則與傳統的領袖型企業截然不同。範敏曾說,攜程的成功原因是三個上海人和一個南通人的組合。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攜程乃至如家的成功,也可以說是兩個“海歸”和兩個本土企業家的組合。
本文摘自《攜程與如家》
在美國接受教育並且工作多年的沈南鵬、梁建章,與接觸過國外文化的民營企業家季琦、國營企業管理者範敏,構成了中國企業史上的一個奇妙組合。在這個組合里,沒有“皇帝”,也沒有“大哥”;他們雖有同學之誼、朋友之情,但性格、愛好迥然不同,經歷各異;他們創立的攜程和如家雖然經歷了多次高層人事變更,卻從來沒有發生過震盪,都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並且一直保持著優異的業績;他們為中國企業樹立了一個高效團隊的榜樣,最終獲得了共贏的結局。本書忠實記錄了從1999年攜程創立開始,四個創業者如同接力賽一般,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領跑,各自發揮所長,完成屬於自己的使命的過程。這既是一段精彩的創業故事,也是一場絕妙的共贏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