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到上海(2)

    在這個幾代務農的家庭里，日子單調而乏味。家族里讀過書的人很少，也從來沒有出過大學生。季琦的父母甚至沒有想過自己的孩子會考上大學，當季琦初中畢業的時候，他的志向是考一所中專。

    90年代中期以前，中專可不是成績落後學生的集中地。相反，能夠考上中專的，都是班級中的優秀生。他們通常家境貧寒，這成為驅動他們努力學習的力量，因此，他們通常成績優異。然而，無論窘迫的經濟條件，還是當時十者取一的高考錄取率，都成為橫在他們面前的鴻溝—如果繼續讀高中，未來的出路唯有高考。沒有人能確定自己必然會在那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競爭中取勝，即便闖過了這一關，對於他們的家庭來說，也只意味著一筆新的開銷，以及推遲4年成為家庭收入來源。

    於是，考取中專成為最明智的選擇：在那里可以學到專業技能，不會像高考失敗的高中畢業生那樣難以找到工作。而且，只要花三年時間，就可以工作賺錢。這讓每年的中專考試變成一場比中考激烈得多的角逐，只有少數成績非常優異的學生，才有可能勝出。

    在這場角逐中，季琦也沒能如願。雖然他的數學幾乎得了滿分，可是外語只有17分，這讓他的成績比錄取分數線低了0.5分。

    同大多數的鄉村教師一樣，季琦的初中英語教師也不是科班畢業，甚至不會教學生音標，連他自己都跟季琦說：“你把數學學好了就可以，英語學得怎麼樣無所謂。”

    一直到高中，季琦才遇到一個要求異常嚴格的英語老師，要求學生背誦每一篇課文，自己搬個闆凳坐在教室門口，學生背不出來就不讓進教室。這套死記硬背的辦法看似蠢笨，對於培養語感卻非常奏效。通過高中幾年的學習，季琦的英語才有所提高。

    高考填寫志願的時候，季琦選擇了上海交通大學。事實上他對這所學校並不了解，只是看到介紹上說是“改革開放的先鋒”，覺得應該不錯。在老師灌輸給他的理念中，上海的高校只有复旦大學才是好學校。當季琦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拿到上海交通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時，母親問他：“你讀了交通大學，是不是以後坐火車就不用花錢了？”季琦回答：“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吧。”

    假如沒有考取大學，季琦日後的生活也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南通號稱“建築之鄉”，這是一個盛產工程隊的地方，他們的腳步已經踏遍中國除臺灣之外的所有省份，以及海外四十多個國家。每年都有數以十萬計的南通籍施工人員出現在各個城市的工地上。一個南通人，從事建築業是件順理成章的事情。

    南通的建築業風氣如此濃厚，即便是考上了大學的季琦，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也依然受到影響。填寫志願的時候，季琦的班主任建議他報考工程力學系：“學力學好，以後可以幫別人算土方，少算一點，給包工頭省了錢，會給你發獎金。”等到季琦進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習，才知道工程力學是用來計算潛艇的受力、導彈的起飛速度的，不是給包工頭算土方。1985年9月，季琦踏進了位於上海華山路的交通大學古色古香的朱紅大門。

    考入交通大學之前，季琦從沒有離開過家鄉，季琦的父親將他送到了上海。1985年的大學，還不是新生入學時父母多過學生的時代，季琦的父親也沒有對他特別優待。剛到上海，父親就拿著土特產去串親戚了，臨走時告訴季琦：“兒子，你就在這等著，沒事，交大會來接你的。”季琦獨自拎著三個包，看看左右，用南通土話向旁邊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問道：“你也是來上大學的嗎？”

    季琦的大學生活由此展開。他知道自己來自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沒有錢，講一口南通口音的英語，第一次見到上海交大的圖書館時居然被震住了，因為他從來沒見過這麼多書。對於他來說，唯一能做的就是讀書，拼命讀書。4年大學本科的時間，季琦都泡在了圖書館，讀哲學、讀歷史、讀毛澤東的傳記。大學帶給他的最大收獲還不是專業知識，而是讓他想通了一個問題：“個體的生命相對於世界是十分短暫的，或者庸庸碌碌、平淡無奇；或者積極向上、奮發作為，都是度過一生。但二者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人生的價值也因此而迥異。”追求自我實現，成為季琦的信條。

    不過，當1989年季琦即將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開始找工作的時候，並沒有獲得自我實現的機會。

    1989年的政治風波直接影響到了這一屆大學生的分配，加之季琦的專業應用面不廣，工作很難找。在上海找不到，他就回到家鄉南通，提著煙酒去求人，最後，南通第二設計院終於答應接收季琦。

    如果季琦就此?入南通第二設計院上班，這個世界上會多一個建築設計師，少一個創業家。但是，從農村考入上海，畢業後卻不能留在這個充滿誘惑的大城市，總會讓人感覺大學白念了。一直想自我實現的季琦更不願意接受這個結果，斟酌之後，他決定回到學校報考研究生。這次，季琦換了一個專業，他報考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的機器人專業。季琦尋思，這應該是一個容易找工作的專業。京城作家石康在小說《晃晃悠悠》中講到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問題：有人想當居里夫人，有人想當作家，但是“所有這些理想在1995年全變成了想當大款。這便是19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歷程”。

    比1968年早兩年出生的季琦在讀研究生時同樣趕上了都想當大款的時代。

    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之後，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剥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核心便是肯定市場經濟的地位。

    “南巡”講話再次開啟了中國人的經商熱情，這一次的經商規模是空前的，據說當年便有12萬官員辞職下海。

    大學校園也不是獨立於社會的真空，實際上，全國高校湧入這一輪經商熱潮的教師、學生數量多得難以估計。當時，河北白溝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到處都能見到由內地高校的學生，甚至學生會和教師組成的採購團，他們採購的生活用品，很快就出現在各自的校園地攤上。幾乎每一個學生宿舍，晚上都會響起敲門聲，打開門，就會有一個學生探進頭來，推銷從方便面到打口磁帶等各種各樣的物品。

    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高校，由於各種便利條件，學生們從事的商業活動遠非內地高校學生兜售方便面的小打小鬧所能比擬。他們很快發現，最簡單，也是獲利最大的生意，莫過於追隨他們的師長幾年前走過的道路：賣電腦。20世紀90年代初期，正是計算機在中國普及的開端。1992年，聯想集團已經提出了家用電腦的概念，一個巨大的市場已現雏形。如同所有商品的價格曲線一樣，在90年代初期，一台今天看來早已應該被淘汰的電腦，在那時卻能賣出難以想象的高價，其中的利潤可以高達數千元。

    而且，賺取這每台計算機高達數千元的利潤，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時政作家淩志軍在《中國的新革命》一書中這樣描繪80年代中關村電子一條街上的公司：“整個80年代，人們都是手持一把改錐，將一大堆五花八門的零件組合起來，從第一道工序到最後一道工序，由一人獨自完成，其情形有如今天商家櫃台後面的攢機商。”“由於當時計算機尚未形成大宗消費品，商家進出數量極少，所以平闆車在80年代一直壟斷著中關村電子產品的運輸……當時，騎在平闆三輪車上的都是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來自附近的中國科學院的某個大院子。”

本文摘自《攜程與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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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接受教育並且工作多年的沈南鵬、梁建章，與接觸過國外文化的民營企業家季琦、國營企業管理者範敏，構成了中國企業史上的一個奇妙組合。在這個組合里，沒有“皇帝”，也沒有“大哥”；他們雖有同學之誼、朋友之情，但性格、愛好迥然不同，經歷各異；他們創立的攜程和如家雖然經歷了多次高層人事變更，卻從來沒有發生過震盪，都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並且一直保持著優異的業績；他們為中國企業樹立了一個高效團隊的榜樣，最終獲得了共贏的結局。本書忠實記錄了從1999年攜程創立開始，四個創業者如同接力賽一般，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分別領跑，各自發揮所長，完成屬於自己的使命的過程。這既是一段精彩的創業故事，也是一場絕妙的共贏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