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誕生前後（5）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會場

　　《決定》通過後，坐在主席台上的鄧小平高興地對旁邊的胡耀邦說：“寫得好。誰寫的呀？……”又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有這麼一個評價。但是要到5年之後才能夠講這個話，證明它正確。”

　　《決定》的重大歷史性突破

　　《決定》的產生，歷時近半年，八易其稿。它實際上是改革開放5年多來廣大人民群衆和廣大幹部投身改革實踐的經驗總結，是廣大理論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於創新的心血結晶，是胡耀邦、趙紫陽在鄧小平、陳雲的指導下通力合作、排除“左”的干擾的重大成果。《決定》全文1?7萬字，分10個問題，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政策。這是黨中央適應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廣大人民的迫切願望而制定的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這個文件，有幾個主要的“亮點”，或者說幾個重大的歷史性的突破。

　　一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上，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上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認為商品經濟是同資本主義相聯繫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種種正確措施當成‘資本主義’”等傳統觀念，明確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人民日報》，19841021）

　　二是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過去“一大二公”、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的傳統觀念，明確肯定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要“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要為“集體、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條件，並給予法律保護”。

　　三是在經濟調節機制上，突破限制、排斥甚至否定市場作用的傳統觀念以及

　　十二大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和以指令性計劃為主、以行政手段為主的做法，明確指出，“國民經濟計劃就總體來說只能是粗線條的和有彈性的，只能通過計劃的綜合平衡和經濟手段的調節，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保證重大比例關係比較適當”；“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

　　四是在國家和企業的關係上，突破企業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的傳統觀念和政府對企業實行集中統一、包攬一切的做法，明確指出要“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的原則進行改革”，“各級政府部門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明確指出，“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

　　五是在企業領導體制上，突破過去黨委書記是企業第一把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的傳統體制，明確規定企業要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企業中黨的組織要積極支援廠長行使統一指揮生產經營活動的職權”。

　　六是在經濟利益分配上，突破“社會主義就是要平均”、“把共同富裕理解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的傳統觀念和忽視企業、勞動者個人利益的做法，明確指出“平均主義的泛濫必然破壞社會生產力”，要“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強調在企業內部，要實行工資獎金同經濟利益挂鈎，“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分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

　　七是在經濟結構和地區佈局上，突破以縱向聯繫為主、條塊分割、互相封鎖的格局，明確要求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都“打破封鎖，打開門戶，按照揚長避短、形式多樣、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原則，大力促進橫向經濟聯繫”，“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為依託的，不同規模的，開放式、網路型的經濟區”。

　　《決定》發佈後，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好評如潮。鄧小平也多次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對其中一些重要論點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和發揮。今天我們重溫他的有關講話，仍然感到十分親切、很受教育，有助於加深?《決定》的重大意義的理解和對不斷深化改革的認識。

　　《決定》通過後的第二天，鄧小平在中顧委全體會議上講話。在講到《決定》時，他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麼個評價。這兩天國內外對這個決定反應很強烈，都說是有歷史意義的。這個文件，我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但確實很好。”又說：“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個委員會的同志都贊成這個文件，看到了現在發佈這個綱領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是個好的文件。”“不是說四個堅持嗎？這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

　　10月26日，鄧小平會見馬爾代夫總統時說：“最近通過的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的決定，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今後我們可能還會犯錯誤。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錯誤，第二發現不對就趕快改。”“如果按照決定所制定的方針走下去，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可以加快。”

　　《決定》的頒佈，開創了我國以城市改革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時期，國企改革、計劃體制改革、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政府職能轉變、對外開放等都大大加快了步伐。

　　參加《決定》起草的一些體會

　　光陰荏苒，今非昔比。我們今天重讀這個《決定》，可能會覺得它已經沒有什麼“新意”了。其實，它的基本觀點，破天荒地沖破了長期禁锢著我們頭腦的傳統經濟思想的牢籠，使億萬人民群衆蘊藏的巨大積極性和創造力得以釋放，對推動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起了歷史性的作用，這是應該載入史冊的。可以說，沒有這個《決定》，就不會有這以後改革不斷深入、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大好形勢。誠然，以現在的客觀環境和思想認識來看，《決定》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足、不妥之處或傳統理念的痕迹，這些已隨著實踐的發展為後來一系列中央文件所彌補和修正，而且其基本觀點都得到了發展和完善。這是符合認識的客觀規律的。

　　參加《決定》的起草工作，對我來說，是很值得回憶的一件事，因為我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特別是深切體會到，解放思想確實是改革開放的先導，又貫彻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包括起草重要文件，整個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不斷學習提高、不斷統一認識的過程。起草重要文件不容易，貫彻落實就更不容易，必須做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尤其是學習、宣傳、教育工作，貫彻落實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不斷學習提高的過程。推進改革開放如此，做其他工作也如此。突破了局限還有局限要突破，解放了思想還要不斷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不是權宜之計，而應該把它常態化、普遍化。可以說，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前進，就會落伍和被淘汰。

　　現在，我國改革正在向縱深發展，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許多艱苦的工作要做；戰勝世界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困難，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地發展，也需要從體制上繼續深化各項改革。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所說：“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通向現代化的道路還很漫長，改革和發展的任務還很艱巨，我們要堅持解放思想不間斷、改革開放不動搖、開拓創新不停步，把深化改革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業不斷推向前進。

本文摘自《改革開放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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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讀性的有特色的史學著作。它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歷程中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讓親歷者追憶細節，讓見證者感悟得失，讓思想者升華經驗，目的是真實、生動、具體地再現歷史，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廣大黨員、幹部、群衆提供生動鮮活的新時期黨史讀本。
　　該書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研究員、副主任高永中研究員擔任主編，中國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承擔具體的採訪和選編工作。為收集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回憶錄和口述史，該書編寫組成員先後採訪了幾百位老同志，積累了逾千萬字的資料。在此基础上，經過系統梳理、精心選編，形成了現在這部《改革開放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