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誕生前後（3）

　　第三個小階段是學習胡耀邦的指示，寫出第一稿、第二稿。

　　5月30日，起草小組開會。袁木說，本來想等耀邦同志接見後再動筆，但他近日比較忙，讓我們先寫初稿。6月1日，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解散，小組成員只有楊啟先和我留下參加《決定》起草小組。從6月1日至6日，小組成員分兩攤起草初稿，然後由楊啟先和我總串。但由於文字上裝配不起來，我們只好重寫。經過兩天“奮鬥”，拿出了第一稿。稿子看起來像個樣子，但我們總覺得思想站得不高，文字氣魄不大，不滿意。6月9日，袁木傳達了胡耀邦對這個稿子的意見：要寫得“高”一些、原則一些，要搞出個“歷史性的文件”。胡耀邦還提出可分為8個問題來寫，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個有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體制，國企改革，價格改革，等等。6月12日，起草小組反复讨論，決定又增加3條，共11條；分兩攤寫，來自國家計委、經委的同志一攤，來自國家體改委及其他部門的同志一攤，各寫若幹條，具體分到我頭上的是寫發揮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一條。21日，印出了經過初步裝配出來的稿子，我看了看，覺得還不如第一稿，主要問題在於議論不夠，思想不統一，沒有多少新意。22日，小組讨論，袁木決定改寫，他親自寫前面幾條“虛”的，其他人改寫其他幾條。23日，袁木主持集體修改，要求達到觀點鮮明、文字簡練。大家議論，我執筆改，25日改完。28日印出第二稿，送田紀雲，同時送國家體改委等幾個部門徵求意見。

　　第四個小階段是聽取幾個部門對第二稿的意見，形成第三稿。

　　7月6日，國家體改委送來意見：寫得“平”，缺乏新意。7月10日，商業部送來意見：政企分開問題寫得不夠明確；不要用“改革者”、“反對者”之類的詞匯。袁木決定再請一些部門來提意見。從7月13日至26日，我們先後聽了國家物價局、勞動人事部、國家科委、教育部談對起草《決定》的意見和介紹他們的改革設想。國家計委、經委也來談過他們的一些看法。我聽了以後總的感覺是，一些行政部門還缺乏革自己的命的自覺性，思想不大解放，站得不高、看得不遠，所談設想比較膚淺、零碎，缺乏創新。

　　與此同時，田紀雲於7月11日召集國家體改委、計委、經委、財政部、商業部的負責人來開會，讨論第二稿。根據讨論意見，我們確定按體制改革如何走出一條路子的思路來寫，寫12條。於是，又集體讨論、分工起草（來自國家計委的桂世镛、來自中辦的王愈明和我負責寫“虛”的部分，共6條）、匯總統串，於7月23日形成了第三稿。這一稿，我覺得有些進步，但仍然不大滿意，主要是在商品經濟問題上沒有突破。

　　7月28日，聽趙紫陽談計劃體制改革問題的傳達。他的基本觀點是，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要把二者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這個觀點，促使起草小組走出舊的思想框框，重新考慮稿子的結構。

　　第五個小階段是到北戴河聽取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

　　7月29日，袁木等去北戴河向中央領導匯報，胡耀邦等聽了匯報不大滿意，主要是覺得平平淡淡、缺乏新意，要求在重要問題上有所突破。匯報後宣佈調整起草小組成員，部分同志回原單位，另從中辦調林澗青、鄭必堅、林子力等人參加起草小組，小組負責人是林澗青和袁木。

　　從8月1日起，我們都去北戴河，一方面分別拜訪一些中央領導同志，聽取他們的意見。我參加拜訪的是萬里和姚依林。萬里的觀點和態度非常堅定、鮮明，認為改革非搞不可，否則沒有出路。他完全贊同稿子中對我國經濟狀況的分析和提出的改革設想。在談到農民生活困苦、農村教育落後和一些農村幹部為非作歹時，他激動得拍起了桌子。姚依林沒有說多少話，只強調現在許多問題還看不準，文件要寫得原則一點。在此期間，我和楊啟先還參加了秦皇島市的座談會，聽取了他們對改革的意見。另一方面，起草小組根據在北戴河聽到的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重新讨論整個文件的框架，擬出了新的提綱。但是在起草小組讨論時，對商品經濟、計劃與市場關係仍然有不同的認識，主要是有些同志擔心會導致資本主義。

　　8月5日，胡耀邦接見起草小組全體人員，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綱，逐條講了些意見，並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交給將於9月上旬在北京組織的高級幹部大讨論。這是我生平第二次見到胡耀邦。第一次見面是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我在清華大學念書，是團幹部，到團中央聽過他的報告，他那敏銳的思維、生動的語言、平易近人的風度，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近距離面對面聽他講話，倍感親切。

　　第六個小階段是根據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寫出第四稿、第五稿。

　　8月7日回北京後，我們立即按照新提綱，重新分工起草第四稿。鄭必堅、王愈明和我負責寫前三條，邊議邊寫，我執筆。到8月15日，11條全部寫出，由林澗青、袁木、鄭必堅等統稿。

　　在此之前，理論界又活躍起來，開會、寫文章、給中央寫報告，紛紛要求明確肯定必須充分發展商品經濟。例如，4月中旬，國家體改委在常州召開座談會，不少人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已不適應推進改革的需要，有的人還明確指出應當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6月，趙紫陽同馬洪談話，說：看起來中國還是要搞商品經濟，你不是也有這種觀點嗎？不妨寫篇文章給老同志們看看。於是馬洪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週叔蓮、張卓元寫了《關於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一文，由馬洪分送幾位老同志。王震回信說寫得很好，其他老同志也有回音，表示沒有意見。

　　8月29日，趙紫陽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組座談，他著重對第四稿中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增強企業活力、價格改革、政企分開、經濟責任制等幾條提出了修改意見。他重申社會主義經濟既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這為《決定》的起草定下了基本調子。

　　8月30日，胡耀邦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組座談。他再次要求在總結前幾年改革經驗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進。他還說了許多話，我們有時也插插話。他談到鄧小平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時說：“‘四人幫’宣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就讓他們喝西北風去吧，他們把發展商品經濟說成是搞資本主義。”又說：“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貧窮，要讓全體人民都過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貧窮當作社會主義。”在講到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的弊病時，他間接引用了列寧的話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什麼“無所不包”！能包得起來嗎？包起來的結果就是經濟沒有活力，市場商品匮乏，人民生活困難。還說：“什麼是計劃？計劃就是打算、預計嘛，不可能算得那麼準確。計劃就是計劃，不是法令。”在講到發展個體經濟時，他說：“有人反對發展個體經濟，怕導致資本主義。怕什麼？它們不過是太平洋上面幾個小孤島而已，掀不起什麼風浪！”（說到這里，他哈哈哈地笑了）。在講到“反精神污染”時，他說：“把‘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變成了‘全社會清除精神污染’，這是偷換了命題。”又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以後要少講一點，講多了會影響對外開放。”最後他說，我對經濟工作不熟識，今天我說的不算，你們就聽紫陽的。

　　根據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我們又立即分題、起草（來自國家體改委的高尚全、楊啟先和我負責編寫兩條：經濟責任制和多種經濟形式）、綜合、互相修改、集體“過”稿子，於9月5日形成了第五稿，共10條。袁木還讓高尚全、楊啟先和我起草一份文件說明，供大讨論時用。

　　9月8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讨論第五稿，同意把這個稿子提交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員讨論。會上還決定大讨論分中央和地方兩個層次：在中央，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員約400人，分十幾個組讨論修改；在地方，分別由各省區市委常委召集大企業負責人、理論工作者讨論修改。胡耀邦還指出，計劃、價格、領導三條寫得還不夠，要加以充實。會後我們即對這三條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第七個小階段是中央和地方組織大讨論，對第五稿提出修改意見。

　　從9月11日至20日，起草小組成員分別參加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員的分組讨論。我分到第10組，地點在中南海152會議室，召集人是楊尚昆、宋平、袁寶華。袁寶華當時是國家經委主任，他在會上說：“請謝明幹同志把文件念一遍吧，他是起草小組的。”我認真地大聲地從頭到尾念了一遍，念完後全場鼓掌，蕭勁光還稱贊說：“念得好！”會上七嘴八舌，紛紛說文件寫得好，氣氛很活躍。從12日開始，小組每天讨論半天，念一條讨論一條。大家聯繫實際，一致表示擁護中央關於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除在個別文字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外，沒有原則性的意見。

　　9月13日小組讨論時，先傳達了趙紫陽9月9日寫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的信《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意見》在講計劃體制改革時講了四層意思：一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二是“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三是“計劃經濟不等於以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編制包羅萬象的指令性計劃，不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針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四是“指導性計劃主要用經濟手段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础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應該如實地把兩者統一起來，而不是把它們割裂開來或對立開來”。在講價格改革時，《意見》認為，“價格改革難度最大，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調整價格，主要是由於商品的比價不合理……是結構性的調整物價,而不是通貨貶值”；“在調整物價時，一定要積極?重，採取負責態度……務必使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不僅不降低，而且盡可能有所提高”。在講到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時，《意見》主要強調政企應分開，公司必須是企業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大家聽了《意見》後，爭先發言，表示贊同，要求稿子按之修改。

　　對趙紫陽這篇《意見》，鄧小平於9月11日批示“我贊成”。李先念也表示，信中提到的三個問題確實是根本性的問題，解決好了，將會大大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9月13日，陳雲給趙紫陽回信，表示贊同趙紫陽的《意見》，認為他講的三個問題都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對這幾年城市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在談到計劃體制改革時，陳雲在信中說：“我國現在的經濟規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複雜得多了。因此，對五十年代適用的一些做法，現在不能也不應該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們的經濟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蘇聯的做法。”在談到價格改革時，陳雲說：“關於價格改革，現在確實是有利時機，應該穩步進行。上次化纖降價、棉佈提價沒有引起社會震動，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鑒。”在談到政企分開時，陳雲說：“這樣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給企業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國家領導部門從許多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有時間議大事，加強宏觀方面的指導和控制。”最後，陳雲強調指出：“這幾年，農村的改革已取得極大的成功，城市改革總的說來，還處在積累經驗的過程，廣大幹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要積極探索，不斷總結經驗，務使改革健康發展。”陳雲這封信，在9月14日小組讨論會上傳達了， 大家都表示贊同，起草小組也及時把陳雲信中的基本觀點吸收到稿子裡面去。

　　9月17日，讨論結束。這場大讨論顯示出全黨對改革的高度關切，大家對這個稿子是肯定的、擁護的，評價很高。我覺得通過這次讨論，文稿中的主要觀點，在這個範圍內已經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從簡報看，雖然意見也提了不少，但新的或原則性的已不多。在讨論企業改革時，首鋼負責人主張向發達國家學習，國家對企業只監督、不干預；也有人建議，應直言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但起草小組多數人認為，這些觀點“走得太快、太遠”，目前尚不宜考慮。

　　9月19日，胡耀邦又到起草小組，提出了一些具體修改意見。說到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他說打算10月13日開預備會議；18日開三中全會，半天；19日公佈《決定》。根據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考慮中央、地方大讨論的意見，我們從21日到24日又分題修改稿子。高尚全、楊啟先和我負責修改計劃、價格兩條。修改時我們直接引用了趙紫陽《關於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的主要觀點，並在提法上作了改動和發展。到25日，印出第六稿。這一稿比以前有較大改動，強調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仍然因為受到某些人認識上的局限，沒有把“商品經濟”明確寫上。對此，馬洪給中央和國務院寫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入《決定》；國家體改委組織了一些專家學者座談時，有的專家也直言應把“商品經濟”明確寫進《決定》。趙紫陽把馬洪的信及此次座談的簡報都批到起草小組。

　　

本文摘自《改革開放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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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讀性的有特色的史學著作。它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歷程中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讓親歷者追憶細節，讓見證者感悟得失，讓思想者升華經驗，目的是真實、生動、具體地再現歷史，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廣大黨員、幹部、群衆提供生動鮮活的新時期黨史讀本。
　　該書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研究員、副主任高永中研究員擔任主編，中國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承擔具體的採訪和選編工作。為收集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回憶錄和口述史，該書編寫組成員先後採訪了幾百位老同志，積累了逾千萬字的資料。在此基础上，經過系統梳理、精心選編，形成了現在這部《改革開放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