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誕生前後（2）

　　對於計劃和市場的關係這個重大命題，鄧小平的觀點更加超前一些、彻底一些。早在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同外賓談話時，對當時社會上有人散佈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

　　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的言論，是對我國原有經濟體制的弊端的深刻剖析，以及對改革的方向與原則的深層思考，對於開展、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起了破冰和導航作用。他們一致認為，原有的經濟體制非改不可，而且必須發展市場、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他們的觀點，雖然有時在著重點上和程度上不完全一致，但從總體上看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

　　1980年9月，新成立的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起草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鮮明地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應當“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意見》的主要起草人、經濟學家薛暮橋在各省區市第一書記會議上作說明時，稱這個提法是“對30年來占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的挑戰”。這個《意見》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贊同，許多經濟學家也給予肯定，但由於黨內的看法不一致，未能形成正式文件。1982年國務院體改辦又草擬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鑒於當時黨內的認識尚不一致，這個規劃的觀點有所退步，不再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但堅持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把過分集中的國家決策體系改為多層次決策體系、發揮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調節作用、改革統收統支和吃“大鍋飯”的分配制度等重要觀點。

　　1982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鄧小平的倡議，決定設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由國務院總理兼任主任。體改委成立之初，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即強調體制改革歸根結底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計劃與市場的關係，二是條條與塊塊的關係。他重申他在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講的話：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揚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同時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1982年5月25日，他又在國家體改委提出：體制改革的大框框有些是有了，最好訂個六年計劃，爭取到1988年能把經濟體制的路子理順。

　　1983年9月13日，陳雲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提出：“城市工商改革已有幾年，似應總結經驗，以便繼續前進。”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上半年，隨著城市改革試點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陸續下發了關於企業擴權、商業改革、外貿改革、利改稅等一系列文件。可以說，迅速而有序地推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已成為當時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具有了良好的主觀、客觀條件。

　　三是廣大理論工作者為端正改革的航向、掃除改革的障礙，積極探讨，獻計獻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熱烈氣氛。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有些經濟學家就聯繫當時的經濟實際，提出了實行商品經濟和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觀點。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顧準和廣東省的經濟學家卓炯。他們是我國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先知先覺者，但都因此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和壓制、打擊。改革開放後，許多經濟學家率先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縛，否定“兩個凡是”，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特別是在計劃和市場的關係問題上進行了大量研究，展開了熱烈爭論。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作用應該是輔助性的還是基础性的？這是一個不容含糊或回避的原則性問題。許多經濟學家或撰文或發言，深入讨論這個問題，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必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例如，1979年2月，在四川省價值規律理論讨論會上，西南財經大學教師袁文平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市場基础上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能把它同資本主義經濟混為一談”。3月，在無錫舉行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讨論會上，卓炯發言呼籲“破除產品經濟，發展商品經濟”，提出了市場導向的改革思路，還說“一直到現在，對於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還存在不少混亂思想，還沒有擺脫斯大林的影響”。在1979年第四期《經濟研究》雜志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明夫撰文指出：商品經濟並非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中國幾十年建設中出現的失誤和造成的損失，就是因為沒有搞商品經濟。”也有些學者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統一，如孫尚清等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又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經濟，“計劃性與市場性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徵”。有些學者則直接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如馬洪說，“承認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在理論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一個飛躍”，等等。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調節機制，許多學者認為應該是計劃和市場相結合。至於如何結合，有人主張“闆塊式”，有人主張“滲透式”或“膠合式”。與此同時，許多學者還主張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範圍，如劉國光在1982年9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提出“隨著買方市場的逐步形成，隨著價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企業應該是行政部門的附屬物還是商品生產者，也是許多學者所熱議的一個問題。早在1979年5月，陳雲就表示支援當時的國營企業擴權試點工作，指出“擴大企業自主權是必要的”。同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在《經濟管理》雜志上發表了《企業本位論刍議》一文，引起廣泛的反響。文章有力地批判了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國家本位論”）和有些人主張的“地方本位論”，強調國民經濟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且企業不是一塊“磚頭”，而是國民經濟肌體的一個細胞，只有經濟細胞搞活了，整個經濟肌體才會活起來。他認為，企業應該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是“能呼吸、能吐納、能成長、能壯大，對外界的刺激能產生自動反應”的“能動的有機體”。“國民經濟力量的強弱不僅僅取決於它所擁有的企業數量，更重要的還取決於每個企業細胞的活力大小，就好像一個人的強弱盛衰，歸根到底取決於他體內細胞的活力大小一樣。”這個“企業本位論”觀點，為實行政企分開，擴大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為1984年中央作出《決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在此期間，反對的聲音也不絕於耳。一些經濟學者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計劃經濟根本不能與市場經濟結合，只能一個吃掉一個，如果結合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其中比較典型的是，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起草小組有5位成員聯名給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胡喬木寫信，提出要批判當時許多學者提出“要強調市場調節作用，實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主張，說“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否則就會“模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區別”，“削弱計劃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1982年8月，胡喬木批發了這封信。此後，在1982年至1983年，各種類似的僵化觀點在一些權力部門的支援下，大大地膨脹起來，甚至揮舞著“帽子”和“棍子”，把市場化改革說成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把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指責為“复辟資本主義”，給實行廠長負責制扣上“反黨”帽子。有的權力部門還把經濟學家按言論劃線、排隊，大有抓“右派”、搞“大批判”之勢。甚至竟然把鄧小平1979年11月26日同外賓的談話《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鄧小平文選》中抽除，把鄧小平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講話中的“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改為“在計劃經濟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一些經濟學家被迫作了“檢讨”，也有的人被迫放棄了自己原來的正確觀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加上當時經濟工作重點是抓調整，強調改革要服從調整，改革的步驟要放慢，因而1981年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都未能寫上發展商品經濟的內容，而只停留在“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

　　但是，經濟學界對計劃和市場的關係的探讨並未停息。1982年7月，國家體改委在莫幹山舉行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與會的中外經濟學家一致認為，市場是供求雙方的媒介，它不一定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產生，市場就與之緊密聯繫在一起了。他們還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指令性計劃，凡實行指令性計劃的國家，無例外地存在著產需脫節、物資匮乏、資源浪費和低效益。類似的研讨會、座談會此伏彼起，報刊上的讨論亦很熱烈，不斷為高層領導和決策部門提供新的理論信息。1982年10月14日，鄧小平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時，有針對性地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於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這段話表明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關切和他的思想傾向，也是他對經濟部門和經濟學界的期待與鼓勵。

　　不斷發展的實踐，不斷深化的理論探讨，孕育和催生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綱領、總藍圖。現實的需要，人民的期盼，理論研究的促進，《決定》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的。

　　《決定》起草的全過程

　　1984年2月底，我從國家經濟委員會被借調到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於5月15日舉行）。4月26日，起草小組組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對起草小組成員說：中央決定十二屆三中全會於下半年舉行。這幾年農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城市改革雖然也搞了一些試點，但尚未全面推開。城市改革如何與農村改革統籌起來、協調進行，需要有一個指導性的文件。中央決定，另外組織一個起草這個文件的小組，由國家體改委、計委、經委、商業部、勞動人事部及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派人參加。他又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里程碑，十二屆三中全會也要開成一個里程碑。他要我留下來參加這項工作，說政府工作報告的定稿和這個改革文件的起草，兩方面工作要兼顧好。

　　自此，起草《決定》的工作正式開始。現在回憶起來，整個起草過程，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十個小階段：

　　第一個小階段是讨論、研究、草擬提綱。

　　4月30日，《決定》起草小組開會，讨論文件的內容和寫法，國務院白美清列席了會議。袁木指定起草小組里來自國家體改委的楊啟先和我一起，盡快擬出一個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起草提綱，供大家讨論。我們當時擬出的提綱，分3部分、20條。5月3日、4日，袁木主持讨論，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十分熱烈，但對要不要發展商品經濟，對文件的結構，都有分歧。後來袁木提出根據會上的意見，搞兩個方案，我搞一個，楊啟先和國家體改委其他同志搞一個。5月8日，這兩份提綱一起送白美清轉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

　　5月10日，田紀雲在中南海第三會議室召開會議，讨論這兩份提綱。到會的除起草小組成員外，還有國務院的杜星垣、李灏和中央辦公廳的週傑及國家體改委幾位負責人。讨論的意見，一是兩個方案都不錯，可以合二為一；二是重點要放在今後怎麼做上；三是分四大塊：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指導思想，改革什麼與怎麼改，加強領導問題。

　　以後幾天，起草小組開會反复讨論，大家認為分四大塊就會形成“大肚子”（第三塊分量太大），主張破開“大肚子”，寫十幾條。於是，袁木又指定楊啟先等人加上我，一起擬一份統一的有十幾條的提綱。在此期間，我還交叉地參與了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的一些事情，如根據各部門反映的意見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應對報告多種文字翻譯工作中提出的問題，為報紙撰寫關於此次人民代表大會的社論等。5月15日下午，我們列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聽了趙紫陽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個小階段是徵求若幹地方領導人的意見。

　　鑒於當時對寫一個怎麼樣的文件、對計劃與市場關係怎麼看存在著爭論，袁木提出趁全國人大開會之機，走出去聽聽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見。從5月19日至24日，起草小組先後同參加全國人大的若幹省市領導人及部分代表座談對起草《決定》的意見。他們是：江蘇省的汪冰石等，廣東省的梁靈光、李建安等，上海市的胡立教、汪道涵等，四川省的楊汝岱、何郝炬、王謙等，安徽省的黃璜、蘇桦等。他們的意見高度一致，說現在要求改革強烈，但進行改革很困難，主要是有些行政部門強調集中統一、不肯放權，企業搞不活，市場放不開。他們都贊成中央搞個指導性文件，一些在基層（如寶鋼）工作的代表的要求尤其強烈。這5次座談會，給了我們許多啟發，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本文摘自《改革開放口述史》

　　《改革開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讀性的有特色的史學著作。它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歷程中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讓親歷者追憶細節，讓見證者感悟得失，讓思想者升華經驗，目的是真實、生動、具體地再現歷史，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廣大黨員、幹部、群衆提供生動鮮活的新時期黨史讀本。
　　該書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研究員、副主任高永中研究員擔任主編，中國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承擔具體的採訪和選編工作。為收集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回憶錄和口述史，該書編寫組成員先後採訪了幾百位老同志，積累了逾千萬字的資料。在此基础上，經過系統梳理、精心選編，形成了現在這部《改革開放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