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誕生前後（1）

　　謝明幹

　　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次會議和這個《決定》，後來被稱為在黨的歷史上（或在中國發展史上）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又一座里程碑。

　　我有幸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工作，親歷了它產生的全過程。今天，面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回憶這個《決定》的誕生過程，感慨良多，特別是深感《決定》來之不易及其意義之重大。

　　《決定》出台的歷史背景

　　《決定》的制定和出台，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迫切的現實需要。

　　一是粉碎“四人幫”後，隨著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改革大潮遍及全國，許多實際問題亟待回答和解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後，全國人民精神振奮，迫切要求改革原有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解放生產力，盡快把經濟搞上去。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4年這5年多里，我國在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中，對農村經濟體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初步改革，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方面也進行了探索性的試驗，積累了重要經驗。

　　在這5年多的時間裡，黨中央頒發了好幾個有關農村經濟改革的文件，調整了農村政策，放寬或廢除了對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的限制，鼓勵農民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特別是普遍推行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使農村經濟蓬勃發展了起來。全國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9.4%，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加1709萬噸，棉花總產量增加1?9倍；農民收入大幅增長，1984年農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長1?6倍。農村改革的發展，農村經濟逐漸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轉變，對城市經濟發展和改革是一個巨大的促進，迫切要求疏通城鄉流通渠道，為日益增多的農副產品開拓市場；同時，要求城市更好地滿足農村對農業生產資料、工業日用品和科技、文教、資金等方面不斷增長的需求。農村改革的實踐表明，只要大膽沖破“左”的思想和條條框框的束縛，我國經濟所蘊藏的強大活力就會迸發出來，而聯產承包就是當時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最有效的手段。農村改革有力地促進了城市改革，並為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5年來，城市改革也進行了多方面的試驗和探索。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重慶鋼鐵公司、寧江機床廠等6個地方國營工業企業進行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1979年1月，把試點範圍擴大到100個工業企業和40個商業企業，主要是探索如何正確處理國家和企業、企業和職工這兩個經濟關係，打破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的傳統體制，允許試點企業在計劃安排、產品銷售、勞動人事、利潤分成、資金使用、外匯留成等方面有部分或全部自主權。四川省的這一試驗取得了顯著效果，當年1月至8月試點企業的產值和實現利潤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14?1%和21?8%，同非試點企業相比，平均增幅高出39?3%，產品的品種、質量也比一般企業好。四川省的經驗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許多地方都先後開展了這樣的試點。1981年國務院批準在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大型國營企業進行擴權試點，先後試行過利潤留成、盈虧包幹和以稅代利等做法，最後確定全面實行利改稅，把國家同企業的關係用法令形式固定下來，使企業能夠在照章納稅之後自負盈虧；在企業內部，則逐步推行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在有條件的企業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為了探索大中城市改革的路子，國務院又在沙市、常州、重慶進行綜合改革試點，這種綜合改革試點到1985年年初發展到59個城市。

　　此外，這5年多還在其他方面進行了改革的試驗，諸如，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共同發展，城鎮集體所有制職工由1978年的2048萬人發展到1984年的3216萬人，個體勞動者由15萬人發展到339萬人；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業結構和行業、部門、地區之間的界限，推進企業的改組和聯合，到1983年全國改組和建立的各種工業公司和總廠達到 2400 多個；在商業系統實行“三多一少”（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多條流通渠道，減少流轉環節）、城鄉通開的改革；破除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觀念，在全國開放600多個生產資料市場；在計劃管理方面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三種方式；在財政方面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和比例分成，開展了第一、二步利改稅；在金融、價格、工資等方面也進行了初步改革，發揮經濟槓桿的作用；特別是實行對外開放，廣泛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先後舉辦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又開放了大連、上海、天津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對外貿易體制實行政企分開、進出口代理和技貿工貿結合的改革等。

　　農村的初步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試驗，僅僅是個開始，但已經大大搞活了經濟，激發了廣大幹部和群衆的熱情與智慧。與此同時，在改革實踐中，也遇到了許多傳統理論和觀念，以及許多現行政策和法規的阻礙，持反對態度的人有之，潑冷水的人也不少，猶疑觀望的人更多。現實強烈呼喚著理論上的突破和制度上、政策法規上的創新，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盼望著新的“紅頭文件”。

　　二是中央領導人對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反思，積極探索改革的方向和原則，醞釀改革的總藍圖。

　　曾經實行30年之久的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主要是否定商品經濟，政企不分，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有人把這種僵化體制概括為“八統一”體制，即生產計劃統一下達，原材料統一調拨，生產產品統一銷售，產品價格統一規定，職工統一調配，工資統一標準，財務統收、統支。在這種體制下，無論人財物、供產銷，或者經營管理方式的選擇，企業都沒有自主權，企業實際上不是真正的企業，企業和職工沒有積極性，國民經濟缺乏生機與活力。

　　因此，粉碎“四人幫”後不久，鄧小平就呼籲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1977年12月26日，他在會見澳共（馬列）主席時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麼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後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他在東北視察時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麼？”這些尖銳的诘問，就是強烈的改革呼號。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鮮明地提出：“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2月13日，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他嚴肅地告誡全黨：“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制度上、組織上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體制改革，首先是改革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而要進行這樣的改革，必須弄清楚社會主義制度下能不能搞商品經濟、應不應該發展市場？當時理論界議論最多、中央領導人也最關註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決定著改革大方向的原則問題。1978年12月2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於光遠談話時就主張發揮市場的作用，說“不要怕亂，市場不會亂。承認市場的一定調節”。1979年3月8日，陳雲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明確指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即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後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後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的比重。後來陳雲把這一思想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他在寫此提綱前，曾與李先念交換過意見。李先念在2月22日同銀行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同陳雲同志談過，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這是中央領導人第一次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這是思想認識上一個重要突破。

　　1979年5月，時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雲指出：“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現在要進行研究，先改什麼，後改什麼，怎麼改。”同時他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穩，不能過急，應該先有一個規劃，而且要有探索的時間，並非無的放矢。據此，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張勁夫等人起草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後因感到尚不成熟沒有提交審議。鄧小平聽說有這麼一個素材性的稿子就說，可以“披頭散發”和大家見面徵求意見嘛。於是這個稿子就拿到全國計劃會議上議論，大家認為其基本思路對頭，但方案還不成熟，因此當時未定下來。1980年12月16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改革問題複雜，不能要求過急。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1982年11月 4日，陳雲在聽取計劃會議情況匯報時指出：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是必須在計劃的指導下搞活。他還引用黃克誠把計劃和市場關係比作籠子和鳥的關係，說籠子大小要適當，但是總要有個籠子，這就是計劃經濟。

　　

本文摘自《改革開放口述史》

　　《改革開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讀性的有特色的史學著作。它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歷程中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讓親歷者追憶細節，讓見證者感悟得失，讓思想者升華經驗，目的是真實、生動、具體地再現歷史，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廣大黨員、幹部、群衆提供生動鮮活的新時期黨史讀本。
　　該書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研究員、副主任高永中研究員擔任主編，中國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承擔具體的採訪和選編工作。為收集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回憶錄和口述史，該書編寫組成員先後採訪了幾百位老同志，積累了逾千萬字的資料。在此基础上，經過系統梳理、精心選編，形成了現在這部《改革開放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