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策的由來

　　田雪原

　　2010年是“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策提出30週年。理解這一政策的關鍵和樞紐，是198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共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的五次人口座談會。這五次人口座談會定下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發展的戰略、方針和政策。

　　現在，政策實施的效果已經顯現，與此同時，勞動力短缺、老齡化、家庭負擔過重等問題也相繼浮出水面，成為社會關註的熱點。社會上有文章說，網上也有帖子說，當年的決策過於“草率”，甚至是拍腦袋的結果，沒有考慮政策的負面效應等。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也是不夠負責任的。實際上，當時不是“沒有考慮”，可以說，今天提出的問題當時差不多全都考慮到了，對政策的必要性、可能遇到的問題、如何應對等，均作了當時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讨論，盡可能科學的分析。為了更好地把握未來人口變動和發展趨勢，本人作為座談會全程參與者和會議報告起草者，有責任也有義務將當時的情況公之於衆，提供給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參考。

　　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翻案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主張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曾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贊揚。但是，1957年反右派鬥爭一起來，將適當控制人口增長當作

　　“馬爾薩斯人口論”批判，進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勞動力越多、積累越多、發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論教條，而且將人口質量與種族優生混同起來，誰講人口質量誰就是仇視勞動人民，造成其後十多年人口問題成為無人敢於問津的“禁區”：雖然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實行計劃生育，但沒有有效地貫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則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

　　1959年我作為初入北大的一名學子，一踏進校門便趕上第二次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當時我知少識淺，課餘時間找來馬老的幾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對照著讀，感到馬老講得頗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號。由此我心中有些憤憤不平。後來馬老無名“蒸發”，我心中的不平又平添了幾分，便有意搜集一些相關資料，並且一直保存下來。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我曾動筆撰寫為馬老翻案的文章，但當時“兩個凡是”當道，自然不得發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數易其稿，最後定名《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翻案》，送到《光明日報》。報社收到稿子後很重視，告訴我準備作為“重頭文章”刊用，發表時加了“編者按”，作為該報對過去錯誤批判新人口論的清算。

　　與宋健等合作進行人口預測研究

　　在1979年的一次人口科學讨論會上，我遇到七機部二院的李廣元同志，我們攀談起來。他告訴我說，他們有一個小組在搞人口預測，領導這項工作的是當時七機部二院宋健副院長。幾天後，李廣元打電話來說，他回去以後，向宋健副院長作了匯報，能否約個時間，一起交談一下。於是，我們約好在一個星期天上午相見。這天上午，我在月壇北小街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恭候。9點將近，宋健和李廣元騎著自行車準時來到。宋健同志也是山東人，講起話來開門見山、幹淨利落。他說，廣元同志介紹了你的情況和研究的課題，我們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合作研究問題，當前主要是人口預測。他認為，我們可以進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合作研究。我覺得，宋健同志的話是誠懇的、實事求是的，於是我們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合作研究。

　　1980年2月，新華通訊社發出電稿，報道了合作研究預測成果。這個研究結果揭示了由當時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的基本特點所決定，人口增長的勢能比較強，即使實行比較嚴格的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全國人口還要再增長較長一段時間；同時，由於我國人口基數大，號稱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每年增加的絕對人口數量相當可觀，增加了人口問題嚴重性和控制人口增長任務的緊迫性、艱巨性。1980年，中國人口政策走到歷史的關鍵時刻。這一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書記處委託中共中央辦公廳，連續召開了5次人口座談會。

　　第一、二次會議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舉行，正式出席會議人員，包括中央有關部委負責同志25人，自然科學家19人，來自社科院、高校和部委研究部門的社會科學家19人，共63人。4月，座談會轉到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和廣西廳召開，

　　在參加會議的人員中，中央有關部委負責同志沒有變動，社會科學界僅剩下幾位同志，自然科學界也減少了。在這次會上，問題的讨論更集中、更深入，專業性也更強一些。第四次讨論回到中南海第二會議室，人員減少到20來人，帶有總結的性質。最後一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中央有關部委領導20多人出席，經過與會領導、專家學者的反复讨論，這次座談會定下了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大計。

　　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

　　具體來講，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當時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現狀和未來變動發展趨勢。預測表明，如果一對夫婦平均生育兩個孩子，2l世紀中葉全國人口也要突破15億人，然後才能緩慢下降，到21世紀結束時，人口總數仍將在14億人以上。座談會上發言的人，異口同聲地說，中國人口太多了，住房困難，糧食、棉佈等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勞動就業困難，“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幹”，嚴重地阻礙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口多，消費大，每年國民收入中很大一部分被新增長人口消費掉了；人口增長快，學校、醫院等公共事業的發展跟不上，造成人口數量過剩而素質不高的被動局面等。與會者均認為，應當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

　　第二，政策和要求逐漸明確，距離普遍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只有一步之遙了。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的《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三年以上”。座談會召開前一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雲、李先念，先後提出要求一對夫婦最好只生育一個孩子，並對生育一個孩子的實行獎勵。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多次提到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稱之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轉移。1979年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訂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獎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夫婦”。

　　第三，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有著一定的群衆基础。1979年3月，山東省煙台地區榮成縣農民鞠洪澤、鞠榮芬（女）等136對夫婦，向全公社、全縣育齡夫婦發出《為革命只生一個孩子》的倡議書。天津醫學院44位教職員工，也發出《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倡議書。這說明，人民群衆中的一些先知先覺者，對“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並且開始行動起來。

　　生育一個孩子會不會引起人口老齡化？座談會的回答是肯定的：生育率和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必然帶來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里唱

　　“天地之間有桿秤”，對於人口來說，生育率就是定盤星，生育率下來了，少年人口比例下來了，老年闆塊這一頭就上去了，這是必然要發生的。

　　座談會曾經具體地讨論了人口老齡化趨勢和問題。關於老齡化發展趨勢，當時提了三種預測方案，對老齡化水平估計最高的一種方案是：從1980年起生育率大幅下降，1985年一對夫婦平均生育一個孩子並繼續保持下去，2000年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8?9%，2020年為19?0%，2030年為29?6%。回過頭來看，實際情況要比這一預測低許多。這說明，當時中央對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的估計預測是留了一定餘地的。

　　問題是我們怎麼對待老齡化。《報告》和《匯報提綱》指出，一方面，在20世紀餘下的20年時間裡不存在老齡化問題，21世紀頭20年也不嚴重；另一方面，老齡化可能帶來的主要問題，一是會不會發生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這個問題下面專門分析，這里不多贅述。二是會不會發生社會和家庭老年負擔過重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主要提出兩項應對的策略和措施：一是通過對生育率的調整，將老年人口負擔系數控制在一個合理水平；二是有計劃地實行社會保險，建立可靠的養老保障制度。

　　會不會引起勞動力短缺？座談會對這個問題也很重視，但與會者並沒有太多的不同意見。也許是當時每年安排新勞動力就業壓力太大的緣故，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一點兒，是大家巴不得的事情。會不會形成家庭“四二一”年齡代際結構。座談會上，有一位領導同志提出，如果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等到孩子結婚後再生育一個孩子，這個家庭不就成了老年人為四、成年人為二、少年人口為一的“四二一”家庭結構了嗎？！一時間，他的話引來熱議。

　　在座談會上，我們結合家庭規模的演變，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澄清。首先，老年人口為四不可能普遍存在。按照年齡組別死亡率U形曲線分佈，每年每個年齡組均要死亡一定數量人口，老年人口年齡組死亡率要更高一些，二三十歲為人父母者不可能全部活到60歲或65歲以上。那麼“二一”呢？只有獨生子女結婚後又生育一個孩子，才具備形成“二一”的條件；如果實行獨生子女結婚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二一”也就失去了產生的條件。因此，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在某些家庭可能出現“四二一”代際結構，但不具有普遍性，整個社會是不可能形成“四二一”結構的。

　　如何評價“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正式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2年3月13日，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最近發出《關於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國家幹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外，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衆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育兩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同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隨後寫入新修改的憲法。

　　30年之後回過頭來看，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對不對呢？我認為，“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反映了上自中央領導、下至黎民百姓的願望，集中了包括專家學者在內的各方面的智慧，是符合實際和切實可行的。為什麼？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人口多寡並不是目的，目的是讓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發展得更好，全體居民生活得更好。中國封建社會庶衆人口觀和形形色色的衆民主義，都把人口多寡作為目的本身，而將人口的生存和發展列為其次，這就難免本末倒置。從這一見地出發，一是20世紀80年代伊始中國人口問題確實已經相當嚴重，不採取果斷的政策措施加以解決，人口盲目增長下去，就要妨礙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推進，影響人口再生產健康的發展。二是中國漫長封建社會滋長起來的多子多福觀念，是傳統文化中

　　一個相當頑固的“堡壘”，沒有一個大的震動和持之以恒的艱苦努力，是難以撼動和改變的。

　　“後人口政策”任重道遠

　　近30年的實踐證明，當時對人口變動和發展趨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這樣說，並不意味著中國的人口政策已經盡善盡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任何政策，總是要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後，人口的變動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臨新的抉擇。

　　2009年12月，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新中國人口政策回顧與展望》，提出人口政策也應“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並給出了三種不同的調整方案：第一，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第二，夫婦一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時期開始實施；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以上多孩生育的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贊成者、反對者均有之。甚至有人猜測，這是不是政府改變人口政策放出的一個信號。我在這里想說的是，這只是我作為學者個人提出的建議，而且也不是什麼新的想法，實際上是希望履行1980年中央座談會提出的政策承諾，因為當初主要出發點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1980年中央人口座談會上領導同志在審閱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時，提出讓我以個人名義寫兩個“附件”。“附件”之一就是《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多長時間為宜》。我的基本的觀點是：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因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地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數量，因而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長的作用。為什麼不能搞兩代人、三代人？如果實行兩代人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人口年齡結構就會向著“倒金字塔”方向轉化，必然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社會負擔過重等問題，是不能開此先例的。因此，

　　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既非權宜之計也非永久之計，而是一段時間，具體說是未來二三十年特別是20世紀內的事情。

　　1980年上半年，中央人口座談會向中央書記處的《報告》、9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信》，都闡明了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而是接下來的二三十年特別是20世紀內的事情。《公開信》向社會公開宣佈：“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解，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人口變化的特點是緩慢、累進，但是它的勢能很強。我主張瞻前顧後，統攬全局，科學把握。如果不未雨綢缪，適當調整政策，對當代人來講可能影響不是很大；對後代人來講，影響就大了，恐怕會有一些不好的後果，糾正起來也會很難。

　　（劉一丁汪文慶整理）

本文摘自《改革開放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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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口述史》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史料性、可讀性的有特色的史學著作。它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歷程中的重大決策和重大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讓親歷者追憶細節，讓見證者感悟得失，讓思想者升華經驗，目的是真實、生動、具體地再現歷史，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也為廣大黨員、幹部、群衆提供生動鮮活的新時期黨史讀本。
　　該書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研究員、副主任高永中研究員擔任主編，中國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承擔具體的採訪和選編工作。為收集與改革開放相關的回憶錄和口述史，該書編寫組成員先後採訪了幾百位老同志，積累了逾千萬字的資料。在此基础上，經過系統梳理、精心選編，形成了現在這部《改革開放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