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分南北：“碎片化”之外的重構

    也許再找不到一個省份能呈現出像江蘇這樣的特點，顯著的地域經濟分割和懸殊的發展落差。

    江蘇的富庶衆所週知，但作為悖論存在的是，作為江蘇10萬平方公里地域的首尾兩端，蘇南與蘇北的落差可謂觸目驚心、令人不勝喟歎。一省之內，地域發展如此不均衡，江蘇堪稱典型代表。在江蘇學界，有人形象地將之品讀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碎片化”。一定程度上來說，江蘇是最能代表中國的樣本省份。在“最中國”的背後，如何填平經濟發展的鴻溝，實現省域經濟的統籌均衡發展，對於江蘇的主政者而言，是頗費思量的問題。

    江淮大地上的萬千蘇商，則是承載這一使命的重要角色。在逐利本能和成本、環境壓力所選擇的產業轉移行為之下，蘇商的“金錢腳步”暗合著政府的引導。

    跨過長江去，向北，向北。

    實力雄厚的蘇南企業北上，其實不那麼容易。傳統以來，蘇商的鄉土觀念不僅反應在少有跨省投資外，甚至在一省之內也是少有互動交流，各自安之若素地守著一畝三分地，不作它圖。

    即使企業在做大之後，想著跨出狹小的本土，更多也只是醞釀著是否有必要將總部遷移到上海去。

    打開地圖，江蘇行政區劃下的13個市，有10個臨近山東、安徽、浙江和上海，3市靠海，8市沿江，江海文化在這里交匯；文化上，歷史上為齊魯故地的徐州和處於“吳文化”中心地帶的蘇州幾乎風牛馬不相及，蘇南就是江南水鄉，典型的瘦小、纖細、地地道道南方人的精靈秀氣；而蘇北的徐州、連雲港，有著山東人的高大孔武和豪爽俠義。走訪江陰時，很多江陰人認為與僅有一江之隔的泰州人有著“天壤之別”，在部分江陰人的語氣中，還多少流露出一種對江北地區的不屑。

    進軍蘇北，已不僅僅是彌補和縮小蘇北蘇南兩地發展差距的簡單問題了。超越了企業自願與否的情感層面之上來看，江蘇省內資本的“北向流動”將是江蘇地方政府“新蘇南模式”重塑與化解江蘇經濟發展“碎片化”症結的重要戰略舉措。

    蘇商北進，壓力不懼，有現實的利益驅動，也有使命的擔當。

    進軍蘇北，首先凸顯著出一個命題：蘇南在經歷了20多年的工業化實踐之後，如何應對更高層次的產業競爭，以保持經濟活力與張力。

    我們先從蘇南重塑說起。

    “蘇南作為傳統的大型制造業基地，有很大一批占地多、能耗大的生產制造類企業。從蘇南未來的發展路徑和定位來看，現有產業結構必須調整，要從傳統的制造業基地向以科技帶動、高附加值的高精尖制造業方向轉化。”身為江蘇省政府經濟發展專家智囊機構成員之一，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志彪教授表示，“蘇南的傳統制造業向蘇北轉移具有兩重意義：增援蘇北、重塑蘇南。”

    此種情形下，蘇南傳統制造業的轉型與轉移也就成為必要。蘇南的企業家群體，面臨兩種選擇：或者重新擇地而居，或者配合上海定位，重塑產業形態，加強產業升級，提升技術含量，保持並維護以技術創新為根基的核心競爭力。

    對此，許多蘇商不乏清醒認識，比如江蘇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從傳統電纜制造起家，做到如今120億元的規模，但蔣錫培深知，除了在電纜制造技術方面不斷更新，加強技術引進和自主開發外，還從近年起開始涉足具有產業關聯性的新材料領域。“碳纖維本來是用於航天產業的，現在我們開發用於電力方面，這一領域的投入是為了確保我們具備新的增長優勢。不進行創新發展，企業將隨時處於危險之中。很多企業並沒有這樣的意識，滿足於一城一池得失，守土不離，進取心不足。長遠看，不做好未雨綢缪的準備，很多蘇商的路子會越來越狹窄。”

    蘇南重塑的大背景下，蘇南制造業向蘇北轉移，在政府看來是順勢而為的事情。既能讓地理位置優越的蘇南騰出空間，讓位給更具競爭力和科技含量的產業。同時，產業轉移也能充分帶動處於工業化前期的蘇北地區的工業經濟發展。如此一來，二者兼顧，蘇商在此中一肩雙挑。這樣的大勢之下，每年從蘇南流向蘇北的資本都達到近千億元的規模。

    雖還有著諸多未知，但一場牽扯著蘇南和蘇北共同命運的商業流轉不可避免地展開了。

本文摘自《中國商幫新勢力之崛起：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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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008，這是中國本土商業力量的生成與壯大的30年，我們將之視為中國商幫勃然興盛的黃金30年。綿延至今的商業遞進，催化、啟用了中國商幫的更叠與嬗變。人們激賞領袖企業的層出不窮，更呼喚抛卻浮躁的理性繁榮。
　　前所未有的商業發現之旅，以作者為首的財經記者團隊歷時5個月的長程踏察、深入追訪，重新定義、理性思辯中國九大商幫——閩商、豫商、魯商、蘇商、浙商、徽商、粵商、晉商、潮商，全景呈現中國“新社會階層”——商幫新勢力的屹立與蛻變、歷練與躍遷。
　　這是一部記錄中國商幫新勢力蘇醒與复興、對接與揚棄、探求與反思的斷代史，也是記述中國地域文化和商業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