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企業：遠與近的辨證(2)

    與從事商品貿易的徽商和金融票號的晉商不同，蘇商是註重實業的新式商幫。1895年《馬關條約》之後，清政府允許外國人在上海設廠，於是臨近上海的蘇南商人們近水樓台先得月，在上海見識了洋人現代化工廠之後，便紛紛回到家鄉操辦起冶金、紡織、服裝、航運等制造業。“實業救國”的浪潮中，湧現了榮德生、張骞等一批人物，而那時，蘇商所辦的實業工廠無論資金規模還是工廠都遠居其他商幫之上。上世紀20年代，蘇商的陣容空前強大，成為當時中國一股不可小視的經濟力量。

    “近代蘇商是民族資本主義的代表。”《蘇商》雜志主編、國際蘇商聯合總會秘書長俞文勤表示。他認為，蘇商歷來以實業為主、商貿為副，因為江南士紳們的不斷加入，提升了蘇商的文化素質，而這也是蘇商有別其他商幫派系的標志之一。俞文勤眼中的蘇商低調做人、埋頭做事，遠官僚，親商人。歷史上的蘇商與官員過從不密，奇迹般規避了因改朝換代導致的商業沉浮，存活於世。

    這樣的傳統在進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後，卻發生了迥然的異變。這種異變來自於“蘇南模式”的誕生。

    　蘇南鄉鎮企業出現後，蘇商的“遠官”傳統在獨特的企業經營模式下被揚棄，糾纏不清的產權歸屬，讓企業家既煩惱又不安心。受困於體制，又受惠於體制，新一代尚未成形的蘇商在強大的現實面前，接受了企業與政府、商人與官員之間模糊朦胧、似是而非的關係，並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延續下來。

    遠東集團董事長蔣錫培就親歷過與政府之間頗為複雜的關聯。

    在江蘇企業界，蔣錫培素有“紅色民營企業家”之稱。在遠東二十多年的發展中，蔣錫培把“紅帽子”戴了又摘，摘了又戴，前後進行了四次重大的企業體制改革。而尤以第一次更能說明問題。1992年，他將自己創辦的私人企業主動改制為集體企業。“那時候，鄉鎮集體企業容易得到政府支援啊，貸款融資更容易。民營企業很困難，為了發展也只能這樣，鄉領導來勸，想一想也就同意了。”這一次與政府的親密合作，讓發展初始的遠東擺脫了資金危機，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作為“蘇南模式”的一個樣本性企業，與政府的親密性關係，讓遠東成為政府襁褓政策的受益者。後來，“蘇南模式”隕落，蔣才又通過改制，歸复民營企業的本色（詳見《“紅色民營企業家”蔣錫培：終結蘇南模式》一文）。

    不管是“根正苗紅”的集體企業，還是戴上“紅帽子”的私企，在“蘇南模式”風行一時之際，政府的強有力的身影一直盤旋在企業的四週。當時光以降，蘇南模式從高空跌落，我們仍然可以見到，“蘇南模式”中政府與商業之間多年密切的勾連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新一代蘇商群體的“政企理念”。

    至今，作為江蘇本地的企業，遠東集團保持著與政府密切的聯繫，政府的影響力以獨特的方式滲透到企業的運行之中。遠東甚至協助政府，為別的民企提供過“關懷”。當初寂寂無名的無錫尚德起步時，缺少資金發展。在政府的安排下，遠東和其他幾家企業，各出一部分資金參股尚德，扶持其成長。而在尚德實力壯大後，即將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前，遠東集團又遵從政府的授意，將投資撤回。

    上世紀90年代，江蘇以鄉鎮、村兩級政府控制的鄉鎮企業最輝煌時，就業人數達到1000萬，占到GDP全省1／3，工業產值的2／3，農村經濟總量的4／5，縣域經濟總量的90%以上。世紀之交鄉鎮企業改制的開始，同時又是民營經濟大批湧現的開始。如今，翻看江蘇前100強私營企業名單，超過半數都是由鄉鎮企業轉制而來，位列前幾名的華西集團、陽光、紅豆都曾是清一色的“紅帽子企業”。“沒有過去的鄉鎮企業，就沒有今天的江蘇民營經濟”。江蘇省中小企業局副局長週毅彪坦言。

本文摘自《中國商幫新勢力之崛起：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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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008，這是中國本土商業力量的生成與壯大的30年，我們將之視為中國商幫勃然興盛的黃金30年。綿延至今的商業遞進，催化、啟用了中國商幫的更叠與嬗變。人們激賞領袖企業的層出不窮，更呼喚抛卻浮躁的理性繁榮。
　　前所未有的商業發現之旅，以作者為首的財經記者團隊歷時5個月的長程踏察、深入追訪，重新定義、理性思辯中國九大商幫——閩商、豫商、魯商、蘇商、浙商、徽商、粵商、晉商、潮商，全景呈現中國“新社會階層”——商幫新勢力的屹立與蛻變、歷練與躍遷。
　　這是一部記錄中國商幫新勢力蘇醒與复興、對接與揚棄、探求與反思的斷代史，也是記述中國地域文化和商業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