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激情歲月(5)

    1991年年底，這起兼並案正式實施，國有獨資的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團公司挂牌成立。而意氣用事的宗慶後“主動為市政府分憂”，不僅全盤接收了杭罐廠的全部資產負債以及所有超過2 200名員工，還領頭立下軍令狀：半年內扭虧，讓杭罐廠重振雄風。

    兼並後的第二天，《杭州日報》發表頭條新聞《娃哈哈營養食品廠兼並杭州罐頭食品廠》，贊揚這種做法是“讓優勢企業增強後勁，使虧損企業擺脫困境”，此文的作者就是曾去娃哈哈調研的楊新元和市委辦公室主任楊樹蔭（現任浙江發展規劃研究院副院長）。在報道的右首，是由沈者壽親自命筆的評論文章，題目是《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杭州日報》以鮮明的傾向，毫無保留地對兼並表示支援與肯定。

    有了政府和媒體的雙重支援，在娃哈哈集團內部，宗慶後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他規定“不拉幫結派，唯德唯才是舉；不吃大鍋飯，論功論績獎勵”，在廠內推行“黑闆幹部”、“獎勤罰懶”等一系列新舉措。到兼並之後的100天，杭罐廠實現了扭虧為盈。

    對此，《浙江日報》和《杭州日報》分別發表訊息。而上海《文匯報》更是以三倍於浙杭兩報的篇幅，發表了長篇通訊《小魚吃大魚，百日傳佳音！》。三天之後，《解放日報》也發表了長篇通訊《百日兼並》，更配以《再論改革要有膽略》的評論員文章，旗幟鮮明地肯定和贊揚兼並這一改革舉措。

    後來有觀點認為，這次兼並不但讓娃哈哈獲得了高速發展的生產平台，更借助杭州罐頭食品廠這頂“紅帽子”，讓娃哈哈從市場、信譽、融資、稅收等方面一舉突破了過去“校辦工廠”的局限。

    在1991年宗慶後進行的這場“資本運作”中，宗慶後即對產權關係相當重視，體現了他的深謀遠慮。

    在那之前的企業改革中，無論是“放權”還是“政企分開”，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產權關係問題。政府仍然是企業“天然的管理者”，既是資產擁有者，又是資產的支配者，而企業實際經營僅僅是個“影子法人”，這是各種侵權、干涉、攤派、扯皮現象難以杜絕的根源。而娃哈哈現金收購杭罐廠之後，企業資產固然是國有的，但娃哈哈擁有了真正的法人財產支配權，政府無權干涉它的經營活動。

    宗慶後日後強勢的行事風格也可從中略窺一二。例如，兼並之初，宗慶後拍闆決定停掉虧損嚴重的罐頭生產線。當時，杭州郊縣臨安香菇豐收，大量產品積壓，市里有關領導希望他協助銷售。宗慶後表示，原本與杭罐廠簽訂了供貨合同的部分菇農，他可以按照合同酌情補貼損失。至於其他菇農的銷售問題，“那是政府的事，跟娃哈哈沒關係”。

    對於彼時的宗慶後來說，他或許更加關註市場“成績單”——1991年，娃哈哈集團創產值2.5億元，稅利4 000餘萬元，兩項指標均比上年翻了一番。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團公司資金總額已達1.335億元，其中固定資產5 933萬元，流動資金2 842萬元，專用資金4 576萬元。而據工商銀行原杭州解放路辦事處出具的資信證明書顯示，當時其銀行存款高達4 293萬元。

    短短5個年頭，宗慶後功成名就，他本人也開始獲得人大代表等政治榮譽。

本文摘自《娃哈哈與達能的“中國式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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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商業史上異常火暴卻又真實無比的案例，中法“聯姻”，雙雙“出軌”，輿論戰、資本戰、司法戰……充滿重重玄機，這是一樁事先張揚的“離婚鬧劇”，這是一場跌宕起伏的資本鏖戰。本書是迄今記錄杭州娃哈哈集團與法國達能集團合資糾紛事件最權威、最全面的讀本，也是管窺一家“計劃外國有企業”（宗慶後語）蛻變為民營企業的最佳案例。本書緊緊圍繞“達·娃”之爭這一事件，從事件的肇始、發端、鋪展、截至目前的最新動態等，全面描寫了事件的整個過程，以及相應的鮮為人知的背後內幕。作者通過大量的事實調查和豐富的資料整理，解開了一起多年看似美滿，實則貌合神離的跨國並購“婚姻”是如何最終“出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