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言必信,行必果:儒商鼻祖的經商之道

  儒商精神:以義取利,以利濟世,以和為貴,以儒興商。

  儒商人格:仁愛立人,見利思義,講信修睦,樂於施善。

  儒商生活:博學儒雅,亦文亦商,以商養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重守誠信,謀利有度,寬厚圓融,內聖外王。

  過去,經商之家都會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挂“陶朱事業,端木生涯”8個大字。這里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範蠡,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傑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和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儒乃秉承儒家學說的文士稱謂,其天職在於“求道”“求義”;商乃通貨之民,其本性在於“求利”“求財”。中國傳統文化以重義輕利、修身齊家治國、成賢成聖為最高追求,故而尊儒而賤商。

  其實,商比儒的歷史可能更為悠久。相傳,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個叫王亥的人,他曾經訓服了牛,發明了牛車,使畜牧和運輸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他曾帶領其部落的人遠行,與其他部落以物易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他的部落被稱之為“商”,並很快地富裕起來,其後世子孫湯建立了強大的商王朝。

  把儒和商結合起來的人,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貢。子貢是孔門72賢中的佼佼者。子貢跟隨孔子學習儒術,追隨孔子週遊列國,同時也經營商品。他在儒學上有極高的成就,在經商上賺了不少錢財,富至結驷連騎。

  子貢經商,而孔子曾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話,這也被誤解為是孔子對子貢的批評和鄙視。其實,孔子並不鄙視經商,他是殷商的後代,並自稱是“殷人”,他是個對祖先極端尊敬的人,根本不可能鄙視經商,因而他不會因此而看不起子貢。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語中的“君子”和“小人”,並不是從道德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從“位”或“名分”的意義上說的。君子是指在位者、當權者,猶如“大人”;小人指的是無位者、非當權者,猶如“小民”。

  在位掌權者不謀自己的份內之事,而僅謀求一己之私利,社會必然陷入混亂之中,故君子當喻於義;而老百姓只能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求利以養父母和家人,故小人當喻於利。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工商業開始興起並逐步走上繁榮時期,此前那種宗族公社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模式,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自然狀態已經土崩瓦解。子貢乘此機會,往來貿易,孔子稱贊他“赐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論衡·知實》)。

  子貢雖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驕”“富而好禮”,他曾自己出巨資,贖回一批魯國奴隸的。可見,子貢是一個“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論語·雍也》)的儒商。《鹽鐵論·貧富》中記載:“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佈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這就是說,子貢和陶朱公都因貨殖發財而名揚於世,他們交往富者,同時也說明和撫恤貧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沒有一個不得到他們的好處,從而也都稱頌他們的仁德。子貢到各國做買賣,各國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禮節來會見他。

  子貢作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華儒商文化基础,他曾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治長》)做到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傷害,互惠互利,平等相處。

  子貢經商以誠信為本,《論語》中,多處記載著子貢與孔子探讨“信”的問題。子貢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沒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極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經商中羸得了很好的信譽。他“不受命”,敢為人先,才達到了“億則屢中”的經商境地。

  《論語·子罕》中有這樣的記載,子貢對孔子說:“這里有塊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櫃子里呢,還是找個識貨的人賣掉呢?”孔子說:“賣掉!賣掉!連我都在等待識貨的人來買呢。”有美玉不應該藏起來,而應該等個好價錢賣出去——老師也有這樣的看法,子貢很高興。成語“待價而沽”,就是出自這個典故。

本文摘自《揭開中國歷史上名商巨賈的成功秘籍》


1.言必信,行必果:儒商鼻祖的經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