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言必信，行必果：儒商鼻祖的經商之道

　　儒商精神：以義取利，以利濟世，以和為貴，以儒興商。

　　儒商人格：仁愛立人，見利思義，講信修睦，樂於施善。

　　儒商生活：博學儒雅，亦文亦商，以商養儒，以儒促商。

　　儒商之道：重守誠信，謀利有度，寬厚圓融，內聖外王。

　　過去，經商之家都會在自己的店鋪店堂內懸挂“陶朱事業，端木生涯”8個大字。這里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時的範蠡，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時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字——子貢。子貢不但是孔子的傑出弟子，而且經商有成，因此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商。

　　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和商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儒乃秉承儒家學說的文士稱謂，其天職在於“求道”“求義”；商乃通貨之民，其本性在於“求利”“求財”。中國傳統文化以重義輕利、修身齊家治國、成賢成聖為最高追求，故而尊儒而賤商。

　　其實，商比儒的歷史可能更為悠久。相傳，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個叫王亥的人，他曾經訓服了牛，發明了牛車，使畜牧和運輸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他曾帶領其部落的人遠行，與其他部落以物易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他的部落被稱之為“商”，並很快地富裕起來，其後世子孫湯建立了強大的商王朝。

　　把儒和商結合起來的人，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貢。子貢是孔門72賢中的佼佼者。子貢跟隨孔子學習儒術，追隨孔子週遊列國，同時也經營商品。他在儒學上有極高的成就，在經商上賺了不少錢財，富至結驷連騎。

　　子貢經商，而孔子曾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話，這也被誤解為是孔子對子貢的批評和鄙視。其實，孔子並不鄙視經商，他是殷商的後代，並自稱是“殷人”，他是個對祖先極端尊敬的人，根本不可能鄙視經商，因而他不會因此而看不起子貢。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語中的“君子”和“小人”，並不是從道德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從“位”或“名分”的意義上說的。君子是指在位者、當權者，猶如“大人”；小人指的是無位者、非當權者，猶如“小民”。

　　在位掌權者不謀自己的份內之事，而僅謀求一己之私利，社會必然陷入混亂之中，故君子當喻於義；而老百姓只能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求利以養父母和家人，故小人當喻於利。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工商業開始興起並逐步走上繁榮時期，此前那種宗族公社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模式，以及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自然狀態已經土崩瓦解。子貢乘此機會，往來貿易，孔子稱贊他“赐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論衡·知實》)。

　　子貢雖然家累千金，但他“富而不驕”“富而好禮”，他曾自己出巨資，贖回一批魯國奴隸的。可見，子貢是一個“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論語·雍也》)的儒商。《鹽鐵論·貧富》中記載：“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佈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這就是說，子貢和陶朱公都因貨殖發財而名揚於世，他們交往富者，同時也說明和撫恤貧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沒有一個不得到他們的好處，從而也都稱頌他們的仁德。子貢到各國做買賣，各國的君主都以平等的禮節來會見他。

　　子貢作為儒商始祖，奠定了中華儒商文化基础，他曾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治長》)做到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互相尊重，互不傷害，互惠互利，平等相處。

　　子貢經商以誠信為本，《論語》中，多處記載著子貢與孔子探讨“信”的問題。子貢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沒有了“信”，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極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經商中羸得了很好的信譽。他“不受命”，敢為人先，才達到了“億則屢中”的經商境地。

　　《論語·子罕》中有這樣的記載，子貢對孔子說：“這里有塊美玉，是把它收藏在櫃子里呢，還是找個識貨的人賣掉呢？”孔子說：“賣掉！賣掉！連我都在等待識貨的人來買呢。”有美玉不應該藏起來，而應該等個好價錢賣出去——老師也有這樣的看法，子貢很高興。成語“待價而沽”，就是出自這個典故。

本文摘自《揭開中國歷史上名商巨賈的成功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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