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領導學

    組織領導學

    歷史提供了各式各樣的觀察領導者的機會。我們從中可以發現不同的領導者有不同的工作方法，當然他們的個性和決策模式也完全不同，我閱讀歷史的時候經常為這種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感到震驚，但也有更多的時候感到親切，因為歷史上的領導者所遇到的問題及其對策在一個公司的日常運作中也可以找到許多相似之處。

    一、領導人的個人修養

    聽奉承話就像是嚼鴉片，嘗起來很甜，也非常惬意，只要不吞下去就不會有任何傷害。

    ——羅伯特•伍德羅夫（領導可口可樂公司六十年）

    我相信一個好企業與一個偉大的企業是有區別的：一個好的企業能為顧客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而一個偉大的企業不僅能為顧客提供產品和服務，還竭盡全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福特汽車公司董事長比爾•福特

    隋炀帝楊廣“生性不喜歡別人進谏”

    莊子說：“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也就是說如果個人的修為達到聖人的境界，做帝王只是小事一樁。《論語》說“不耻下問”，能做到實屬不易，而接受下屬直率的批評則難於上青天。隋炀帝楊廣就毫不含蓄地對虞世南說：“我生性不喜歡別人進谏。”

    隋炀帝擅長詩詞，不喜歡別人超過他。薛道衡被赐死，隋炀帝恨恨地說：“還能寫‘空梁落燕泥’嗎？”王胄被處死，隋炀帝吟誦王胄的佳句“庭草無人隨意綠”，又說：“還能寫出這樣的句子嗎？”

    隋炀帝對自己的才學非常自負，他看不起天下文士，曾對侍臣說：“天下人都以為我繼承先帝的遺業才君臨天下，其實就是讓我和士大夫比才學，我也該作天子。”

    隋炀帝曾自得地對秘書郎虞世南（唐初四大書法家之一）說：“我生性不喜歡別人進谏，如果是達官顯貴想進谏以求名，我更不能容忍他。如果是卑賤士人，我還可以寬容些，但決不讓他有出頭之日，你好生記住吧！”

    薛道衡、王胄因為詩寫得好，送了命。這種死法，在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雖然中國歷史上不乏文字獄，但文字獄一般是因為觸及了現實政治，而薛道衡、王胄的詩毫無政治色彩，只是纯文學作品。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也就是打打口水仗，但如果相輕的文人中有帝王，就可能流血。

    隋炀帝的一生以當上皇帝作為分界線，分成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作僞大師”，他用種種精密、惡毒的手段哄得自己的老爹（隋文帝楊堅）、老娘團團轉，結果成功地讓自己的哥哥太子楊勇送了命，楊廣因此登上皇帝寶座。當了皇帝以後，隋炀帝一改“作僞”之風，而變得異常真誠、率性，像“我生性不喜歡別人進谏”這種犯忌的話，一般的皇帝即使是這麼想的，也絕不肯就這麼說。

    一個領導人，甚至一個普通人，為什麼都不願意別人說他不好呢？東漢末年張纮在給吳大帝孫權的臨終遺表中說得很清楚。

    自來主持國家的人，全都打算修行德政與太平盛世相媲美。至於治理的結果，多不能實現，不是沒有忠臣賢能輔佐，而是由於君主不能克制私情，不能任用他們。人之常情都是畏懼艱難，趨就容易，喜好相同意見，厭惡不同意見，這與治國之道正好相反。古書上說，從善如登山，從惡如山崩，是比喻為善多麼因難。君王承襲祖先累世的基業，據有至尊之勢，掌握天下威嚴，喜好贊同帶來的歡快，而忠義之臣說出逆耳之言，與君王不能契合，不也正當如此嗎！君王與忠臣疏遠，花言巧語之人借機離間，君王被搞得迷迷糊糊，罷免和進用都失去標準，這種情形由來已久的原因，是私情作怪。所以聖明的君王明察此情，求訪賢能如饑似渴，接受規勸不厭其煩，出於大義割舍私恩，那麼在上沒有錯誤的任用，在下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

    “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看來也不能過多地責怪隋炀帝楊廣，他不過較為自信，順著自己的人情罷了。但隋炀帝“率性”的後果是嚴重的，強大的隋朝被他折騰了14年後就告完蛋，這種速度和效率都是驚人的。隋炀帝自己也在他一生極度迷戀的江都送了命，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隋炀帝的表現意味深長，他對著鏡子百般端詳自己，然後感歎說：真是一顆好頭顱，不知道誰會把它砍下來？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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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