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人事“橫向配合”（二）：相相和(1)

    組織人事“橫向配合”（二）：相相和

    除了“將相和”以外，還有“相相和”的問題，宰相與宰相同是文臣，文臣都是知識分子，其精誠團結更有特別的難處。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兩位宰相姚崇和盧懷慎為我們作出了“相相和”的示範。

    【“救時宰相”姚崇與“伴食宰相”盧懷慎】

    715年（開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任命盧懷慎為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盧懷慎為官清廉謹慎，從不謀求資財。雖然做了卿相的高官，但常將俸祿隨手週濟親朋故舊，因而他自己的妻子兒女不能免於饑寒，他所住的房子也因長期失修而難以遮風擋雨。

    姚崇曾有一次為兒子辦喪事請了十幾天假，從而使政務堆積如山，盧懷慎無法決斷，十分惶恐，入朝向唐玄宗謝罪。唐玄宗說：“朕把天下之事委託給姚崇，只是想讓您安坐而對雅士俗人起鎮撫作用罷了。”

    姚崇假滿复出之後，只用了一會兒功夫便將未決之事處理完畢，不禁面有得意之色，回頭對紫微舍人齊浣說：“我做宰相，可以與歷史上哪些宰相相比？”齊浣沒有回答。

    姚崇繼續問道：“我與管仲、晏嬰相比，誰更好些？”

    齊浣說：“管仲、晏嬰所奉行的法度雖然未能傳之後世，起碼也做到終身施行。您所制定的法度則隨時更改，似乎比不上他們。”

    姚崇又問道：“那麼我到底是什麼樣的宰相呢？”

    齊浣說：“您可以說是一位‘救時宰相’。”姚崇十分高興，將手中的筆扔在桌案上說：“一位救時宰相，也是不容易找到的呀！”

    盧懷慎與姚崇同時擔任宰相，自認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遇事都要請姚崇處理，當時的人稱他為“伴食宰相”。

    司馬光《資治通鑒》寫到這里，作了一大段評述：

    春秋時期齊國的鲍叔牙對於管仲，鄭國的子皮對於子產，都是前者職位在後者之上，因為了解後者的賢能而甘居其下，這種做法受到了孔子的贊賞。漢朝丞相曹參自認為才能不及蕭何，因而完全奉行蕭何的法度，漢家功業因此得以成就。

        如果不賢的人當權，作為他的僚屬，為了苟全性命保有祿位，無原則地秉承上司的旨意，不顧國家的安危得失，這種人真是國家的罪人。

        如果賢良的人當權，作為他的僚屬，用欺詐來擾亂他的部署，用獨斷來削弱他的權力，用嫉妒來诋毀他的功績，用乖僻來竊取他的名望，這種人也是國家的罪人。

    姚崇是唐朝賢相，盧懷慎與他齊心協力，以成就唐玄宗太平盛世的基業，對他有什麼可以責備的呢？

    《尚書》上說：“如果有一位臣子，一心守善而沒有其它本領，他的心地寬廣休美，能夠容人容物。別人有了本事，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本事一樣；別人才能出衆，他能做到不僅口中加以稱道，而且真正能從內心裡喜歡上這個人。這是能容人的人，用他安定我的子孫臣民，則我的子孫臣民是能夠得到好處的啊。”這段話所說的就是像盧懷慎這樣的人。

    司馬光對“伴食宰相”盧懷慎作出了最高評價，但柏楊在《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鑒》中把盧懷慎講得一無是處，認為他是一個“飯桶”，只是陪著吃飯而已。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盧懷慎常將得到的俸祿和賞赐隨手週濟親朋故舊，因而他自己的妻子兒女不免饑寒，他住的房子不蔽風雨，柏楊又認為這是“白痴”行徑，或者是有別的更大的企圖。我更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

    姚崇和盧懷慎組成的人事格局是很容易明白的，能力上一個強，一個弱，盧懷慎在這種情況下，尊賢舉能，是有曉畅事理的謙謙君子風度的。我們經常能看到一個組織中，多的是嫉賢妒能，即使明知自己的能力不如對方，但因為妒火中燒，情感大於理智，對賢能者百般挑剔，無孔不入地诽谤，必不擇手段除對方而後快。這樣的人我們見得還少嗎？承認別人比自己強，是需要勇氣的，而且盧懷慎是在“與姚崇對掌樞密”的情況下承認這一點的。

    從上面的引文來看，姚崇這個人是很有一點“自得”的，與一個“自得”的人相處很容易起矛盾，盧懷慎肯定對此有特別的警惕和自律。其實，根據更多的歷史記載，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盧懷慎不是“不作為”，只是“不亂作為”而已。盧懷慎臨終遺表推薦宋璟（唐王朝最傑出的四位名相之一）、李傑、李朝隐、盧從願等人，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唐代名臣。僅此一點，就證明盧懷慎不是“飯桶”。能識別人才是一種最大的才能，甚至是領導者唯一重要的才能。

    至於柏楊指責的第二點，更是毫無道理，我相信有一種人在天性上就是較為“克己”的，天性上就願意“刻薄自己一點，多惠及他人一點”；即使退一萬步講，這樣的行為是刻意做作出來的，是隐藏著更大企圖的“僞善”，也無可厚非。戰國時齊國有一個名士叫魯仲連，好謀劃，善辞令，是一個私人外交家。他經常在國際上為諸侯國解除危難，事成之後，不肯收一分錢，也不肯做官，後來逃隐海上，不知所終。魯仲連的人生哲學是：“為人排憂解難而一無所取。”就是這樣一個人，竟有人很是懷疑他的為人：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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