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圖騰》 前言(2)

    比如柯林斯在《基業長青》中用“陰陽太極圖”表述他對高瞻遠矚公司的發現：

    在本書以下部分，我們會持續運用中國二元哲學里的陰陽太極圖。我們特意選擇這個象徵符號代表高瞻遠矚公司的一個關鍵要素。這些公司不用我們所謂的“非此即彼”來框限自己——那是一種不能輕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觀點，認定兩種表面沖突的力量或理念不能同時並存。

    成語“自相矛盾”是2000多年前中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的發明。看《基業常青》中有關這一部分的分析，我想起國學大師錢穆講過的一個意思：中國的事情，一個外國人怎麼搞得清。可是中國的“陰陽太極圖”堂而皇之地成了韓國國旗的圖案，想起來是一件很讓人可惜的事。“陰陽太極圖”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只是一個不甚了解的神秘符號而已。

    所有以上列舉的關於“中國智慧”的理解和使用都是在不同的“尺度”上展開的。廓清這些尺度並找到不同尺度之間相互配合的“結構”是我努力的一個方向。中國悠久的歷史為這種努力提供了可能。儒家學派的叔孫通為漢高帝劉邦制“禮”，司馬光批判叔孫通“徒竊禮之糠秕，以依世、諧俗、取宠而已”。假如把“禮”比做一粒稻谷，司馬光批評叔孫通只是撷取了稻谷外面的“糠”，而把“米”遺漏掉了。當然，只有“米”才是稻谷的精華，是人的糧食，而“糠”只是一種雞飼料。

    我們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前201年，漢高帝劉邦全部除去秦朝煩瑣的禮儀，力求禮儀簡單易行。群臣飲酒爭功，喝得酩酊大醉，有人就胡喊狂呼，拔劍亂砍殿柱，高帝漸漸產生了反感（劉邦當上皇帝了，但是當年浴血奮戰的哥兒們並不知道應該如何來“尊敬”他）。

    叔孫通勸劉邦說：“那班儒生，很難和他們攻取天下，但可以與他們保守成業坐天下。我願意去徵召魯地（孔子家鄉）儒生，來同我的弟子們一起制定臣子朝見君主的禮儀。”

    劉邦說：“不會挺煩難吧？”

    叔孫通說：“禮制是根據時代、人情的變化對人的言行所確定的規範（有點像CI中的BI）。我想稍微採用一些古代禮制，與秦朝儀法攙雜在一起制定出來。”

    劉邦說：“可以試著去做，但要使禮儀容易被人了解，要根據所能做到的去制定它。”①

    儒家擅長“制禮作樂”，這些東西在大競爭年代沒有什麼用，但現在劉邦一統天下以後，儒家時來運轉了。上述引文中有一點很引人註目，劉邦這個人非常“務實”，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就是對執行非常重視。他要求盡量簡單，執行起來容易。儒家很容易把這些事情搞過頭，搞成繁文缛節，劉邦對這一點是有所警惕的。

    我們再看一下叔孫通“制禮”的實施情況：

    第二年，長樂宮（在今西安）落成，諸侯、群臣前來參加朝賀典禮。儀式在天亮前開始，谒者（皇家禮賓官）按次序將所有人員引入大殿，排列在東、西兩個方向，侍衛官有的在殿下台階兩旁站立，有的排列在殿中，都手握兵器，豎立旗幟。

    漢高帝劉邦乘坐辇車出來，衆官員傳呼警戒，引導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級（官員年薪級別）的官員依次序朝拜皇帝，無不震恐肅敬。到典禮儀式完畢，又置備正式酒宴。衆官員陪坐的，都俯伏垂首，按官位高低給皇帝敬酒祝福。連敬九次，谒者宣告“宴飲結束”。禦史（監察官）檢查禮儀規則，凡遇不遵照禮儀規則的人就將他領出去。從朝賀典禮開始直到結束，沒有出現大聲喧嘩、不合禮節的人。劉邦高興地說：“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啊！”便授任叔孫通為太常（祭祀部長），賞赐黃金五百斤。

    叔孫通“制禮”讓劉邦找到了感覺，過了瘾。叔孫通自己也既升了官，又發了財。但1200年後的司馬光就此提出嚴厲的批評：

    禮的功能太大了！

    用到個人身上，動與靜就有了規範，行為就會完備無缺；

    用到家事上，內與外就井然有別，九族之間就會和睦融洽；

    用到鄉里，長幼就有了倫理，風俗教化就會美好清明；

    用到封國，君臣就尊卑有序，政令統治就會成功穩定；

    用到天下，諸侯就歸順，法制就會整肅嚴明。

    難道僅僅只是用在宴會儀式之上、門戶庭院之間維持秩序嗎？！

    就漢高帝劉邦的明智通達來說，他可以聆聽陸賈（著《新語》）關於“以文治鞏固政權”的進言而加以稱贊，目睹叔孫通所定尊崇君主的禮儀而發聲感歎，但是他所以終究不能與夏、商、週三代聖明君王並列，就錯在他不肯學習啊。在那個時候，如果能得到大儒來輔佐他，他的功勳又怎會在這一步便止住了呢？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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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