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2)

2014-02-19 11:42:16

    司馬遷寫《史記》有一個理想,他要“究天人之際”,要推究“天”與“人”分別起作用的那個邊界。我們普通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究不清天人之際”的一種無奈的說法。我發現,看歷史多了,真會有一種“命中註定”的感覺。比如中國古代的皇權嫡長子繼承制,皇帝的嫡長子一生下來就是天然的皇位繼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他將來就是皇帝。可是我們沒有任何把握保證未來的皇帝以後一定是一個“明君”。雖然可以給他請天底下最好的老師,但教育並不是萬能的。皇帝的後代是皇後、嫔妃所生,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外戚世家》中說“人能弘道,無如命何”,這是說雖然人能夠努力地弘揚道,但是對天命卻無可奈何。中國人年紀大了,逐漸會有一種“奢望”,夢想自己的後代一代比一代強,兒子比自己強,孫子又比兒子強,但這種夢想往往落空,而且時間跨度越大,落空的幾率也越高,最強悍、最偉大的人於此也沒有辦法,也沒有可能在這一件事上“制天命而用之”。《史記•外戚世家》又說“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孔子自己覺得說不清楚“命”,只好不說了。我每次在馬路上,或者在山廟門口看到一溜煙擺攤算命的人,都會想這些人真的以為自己比孔子還高明嗎?“孔子罕稱命”,並不是說孔子絕對不談“命”,比如他就說過“五十而知天命”,就是說一個人到50歲的年紀,就知道自己的“天命”了。孔子的意思,“命”不是別人幫你算出來的,而是自己看出來的,悟出來的,感覺出來的。我們看一段漢高帝劉邦去世時的記錄:

    前195年,漢高帝劉邦進攻黥佈,曾被流箭射中,行軍路上病勢沉重。

    呂後請來良醫,入內診視後說:“病可以治。”

    劉邦破口大罵:“我一個老百姓手提三尺劍奪取天下,這不是天命嗎!我的生死在天,即使扁鵲复生又有什麼用!”

    於是不讓醫生治病,而賞給黃金五十斤,讓他回去。

    呂後問劉邦:“陛下百年之後,蕭何相國死了,讓誰代替他呢?”

    劉邦說:“曹參可以。”

    呂後再問曹參之後,劉邦說:“王陵可以,但他有點憨,陳平可以說明他。陳平智謀有餘,但難以獨自承擔重任。週勃不善言詞,但將來安定劉家天下的必定是他,可任用為太尉。”

    呂後再追問其後,劉邦說:“這以後的事就不是你能操心的了。”

    夏季,劉邦駕崩於長樂宮。

    劉邦去世時61歲,早已過了孔子說的“五十知天命”的年紀。劉邦讓人動容的地方在於他對身後人事的安排。歷史證明,劉邦的所有預測都應驗了。但劉邦的預測僅以他知道、了解的人事為限,對於他不了解的人以及那些還沒有出生的人,他老老實實地對呂後說:“這以後的事也就不是你能操心的了。”既然操心不來,也就只能付之於“天命”了。就這些具體的史迹觀察,應該可以隐約地窺見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努力。

    對於天命的執著與無知也讓一些王朝走向毀滅。比如商纣王聽到西伯昌(後來的週文王姬昌)修養道德,說:“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商纣王迷信自己天命在身,別人都拿他沒辦法,最終導致商朝滅亡。只相信“天命”的力量,不相信“人事”的力量,最終要鬧大笑話,商纣王就是一個例子。

    有趣的是,西方也有類似的觀念。比如哈佛商學院教授約翰•P•科特在《論鬆下領導藝術》一書中說:

    鬆下幸之助相信表面上由偶然的事件交織而成的命運。的確,除了命運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解釋一個窮小孩竟能成功建立全球數一數二的大企業?還有什麼可以讓一個人功成名就,帶領日本進入經濟革命,即使他沒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又沒有什麼背景?此外,還有什麼可以解釋,一個人如何從一無所有起家,到最後富可敵國,並且贏得國人的景仰?的確,還有什麼其它理由可以解釋這一切?

    可見“天命”是一種潛入歷史深處後自然而然產生的“感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至於有人利用天命來做文章,那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個傳統,開國之君一定會用“天命”來包裝自己,指出天命有所歸,非人事可得。比如公元29年(漢光武帝劉秀建武五年,離劉秀結束改朝換代的大混戰統一天下還有八年),班彪撰《王命論》諷喻隗嚣(盤踞甘肅的軍閥)投降劉秀:

    從前,堯把天下禅讓給舜時說:“上天的大命落在你身上。”舜也將同樣的話告訴禹。劉姓繼承的是堯的大業,劉邦有赤帝兒子的符命,因此被鬼神祝福供奉,天下全都歸附於他。

本文摘自《中國式公司成長戰略》


  迄今為止,公司管理人員雖熱衷於從中國歷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但絕大多數信息都是離散的、局部的。本書通過中國歷史系統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研究的目的在於對當代中國公司成長戰略有所啟迪。蝴蝶模型試圖用9個結構化的中國式概念來解釋一個組織成長之全過程。它為真正的戰略領導者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思維地圖,而所有事業的參與者也能從中找到自己的職責、動力和方向。蝴蝶模型強烈地感覺到在西方管理技術研究貢獻種種成果之餘,真正的戰略領導者需要加以整合,從而形成一種整體、圓融、全景式的觀點。事實上,“蝴蝶模型”是通過中國歷史研究組織成長戰略的第一個戰略理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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