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一定要走出去(3)

　　●國際分工的需要

　　格力國際化的成功，除了積極開拓進取和經營有方以外，還源於適應了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下的多元化和多層次的新型國際分工之需要。

　　首先，多元化、多層次的新型國際分工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一方面，傳統的國際分工格局並沒有完全退出歷史舞台。無論水平型分工還是垂直型分工所產生的國際貿易額，仍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占有較大的比重。與此相適應，發達工業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中的壟斷地位，以及發展中國家的被動從屬地位並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工業發達國家之間的水平型分工依然存在，由於生產結構相似，經濟發達水平類似，水平型分工在發達國家之間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水平型分工所推動的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額中仍占據相當大比例。與此同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垂直型分工也依然存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以出口資源性初級產品為主，以進口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為主。由於生產力落後、經濟發展水平低等原因，發展中國家在短時間内無力改變在國際分工中的被動從屬地位。

　　另一方面，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出現，加劇了國際分工多元化、多層次局面的形成。由於積極參與國際產業轉移，在推動本國貿易發展和世界貿易總額增加的同時，也使它們在國際貿易中的排位大大提前。

　　在環太平洋經濟圈内，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崛起，使它們很快跻身於國際產業轉移的浪潮中，並且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中國香港在20世紀70年代，在接受了從日本轉移的塑料制品業、紡織印染業、電子零件等產業後，迅速提升了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工藝技術水平。到20世紀80年代，香港企業借内地改革開放的東風，首先把這些產業轉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帶，隨後又轉移到長江三角洲一帶，香港企業家們靈敏的商業嗅覺，使他們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提升了香港的產業結構。這種國際分工多元化、多層次的結果，推動了國際貿易在經濟圈内的發展，並使得互相間的經濟和貿易聯系更加緊密。

　　其次，價值鍊的分工，成為新型國際分工的一種主要形式。

　　在國際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一國的競争優勢不僅僅體現在某個特定產業或某項特定產品上，而是更多地體現在同一產業的價值鍊中，以及同一產品的價值鍊各個環節或工序上。在價值鍊分解的基礎上，技術密集型產業有勞動密集型環節（如高科技產品的加工裝配環節），勞動密集型產業有知識技術密集環節（如服裝產業的服裝設計環節），專業化的分工使每個企業都只能根據自己的核心能力和優勢資源，發展自己的特長，專註於價值鍊上某一環節或某一工序。只有這樣，企業才能獲得相對多的比較優勢。無論同一產業内水平型分工，還是同一產品内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垂直型分工，都以產業鍊的分工為特徵。無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處於產業鍊高端，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處在產業鍊低端，它們都成為全球生產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鍊條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

　　對發達國家而言，在生產全球化背景下，伴隨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内尋求資源最佳配置，它們必然會尋求在成本最低的國家採購原材料和組織生產，因此它們不僅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也把某些高新技術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向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轉移，這種轉移為後者介入新興產業、全方位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争提供了新的機會和條件。於是，在經濟全球化浪潮推動下，中國這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國際分工中逐步擔負起了“雙重角色”。其中一個角色是作為產業轉移的接受國，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合資、合作、獨資、股份制等方式，不斷從發達國家接受各種產業轉移所帶來的有形或無形的資產，加速自身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另一個角色是作為產業轉移的主動國，也將本國有競争力的產業轉移出去，尋求在全球範圍内的資源最佳配置。

　　在這個“雙重角色”作用下，正在謀求國際化發展的中國企業，既可以集中更多財力、物力和人力，生產附加值高的產品，更多地接受跨國公司的某些研發、設計和產品開發的轉移，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國際貿易摩擦的產生，克服貿易壁壘和非貿易壁壘對中國進出口造成的障礙。

　　因此，綜合分析直接在海外投資建廠和建立銷售網點相結合的“格力銷售模式”，可以看出：因地制宜地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不論參與水平型分工還是垂直型分工，只要是以商品價值鍊增值為依據，以企業自主創新為重點，就可望在國際分工中占據有利地位。

本文摘自《董明珠談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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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明珠談營銷》首次清晰地梳理了董明珠對格力名牌戰略、專業化戰略、獨創的專營銷售模式、渠道創新、質量管理等等的思索和實踐，揭示了格力品牌暢銷的董式營銷奧秘，解秘了董明珠的鬥争哲學、為商之道和獨特的人格魅力，真實披露了董明珠作為一名女性企業家領導格力在激烈商戰中的心路歷程。這是一本全面解讀“中國制造”代表人物、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管理思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