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勝利（3）

　　變化來得很快，薩頓的拍賣不久就失去了效力，因為其他的交易商開始“搭便車”。有的人也參加拍賣會，但僅僅是為了了解價格的變化，然後他們自己就可以按照這個價格進行證券買賣，索要的手續費更低，把薩頓的生意搶走。這種做法很快就弄巧成拙，因為薩頓所拍賣的有價證券急劇減少，報價的信息寥寥無幾，不能顯示有價證券的真正價值。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華爾街最著名的24位經紀人同意採取一種新的拍賣方式。他們對有價證券的交易收取固定費用，而且除了彼此內部的交易以外，不在其他拍賣場所買賣證券。開始時，他們在大街上進行證券拍賣，當冬天臨近的時候，他們搬進了商人咖啡館，後來，他們建起了自己的大樓。

　　他們開始草擬規範有價證券買賣的規則，並制定了執行合約和解決爭端的辦法。證券交易的會員資格是有限的，回報豐厚，因此經紀人能夠通過取消會員資格的威脅來進行自我約束。不履行合約的會員將受到制裁，對會員違約的非會員也會被列入黑名單。在新的規則採納以後，有價證券市場開始繁榮起來。

　　在薩頓開始這項事業半個世紀以前，日本大阪的大米商人已經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個期貨市場。當時，大米在日本的地位十分重要，基本上可以充當一種貨幣。據說，期貨交易的想法——現在購買商品，日後再交付——大約始於1620年，一位名叫長左衛門的名古屋商人遇到了一位朋友，這位朋友來自日本北部的仙台，在朝聖的路上途經名古屋。這位朋友告訴他，北方的大米收成似乎比較糟。長左衛門當即就買下名古屋地區的大米收成，他給農民預付了10%的貨款，其餘作為債務。在莊稼收獲之後，他先把大米儲存上幾個月，等到北方的歉收把價格擡高之後，再把大米賣掉，從而獲得了一筆可觀的利潤。

　　了解到長左衛門的例子以後，大阪的大米商人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建立起了相當成熟的交易法則，就像我們今天在任何現代期貨市場，如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看到的那樣。負責管理市場的商人協會制定了規則。合約條款是標準化的，期貨合同隨時可以成交：合約詳細說明了交易的數量、交付日期和收貨的地點。價格是通過拍賣來確定的。交易情況被記錄在市場的“賬本”里。市場實行自我管理，破壞規則的商人會遭到驅逐。清算行也成立了，以保證交易的安全。清算行可以同時作為合約的買方和合約的賣方，從而降低了違約的風險。那時甚至出現了金融信息服務：每日的價格數據會通過旗語、信鴿和烽火信號迅速傳到日本各地。

　　大阪市場的發展滿足了參與者的各種需要。通過期貨合約的交易，缺乏現金的種植者可以在大米獲得收成之前就得到資金，那些謹慎的購買方可以提前買下合約，以防備未來的價格上漲。同時，市場給投機者提供了追逐自己直覺的途徑，正如17世紀的小說家井原西鶴所寫的那樣：“人們觀測天象、晚風、朝雨，根據各種各樣的信息來做投機買賣。”

　　金融市場的創新還在繼續。一家新公司上市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時候，股票的價格在傳統上是按照某個固定價格賣出的。既然股票在此之前從未公開交易過，那麼投資銀行在估計公司價值的時候也就沒有太多參考依據。在大多數情況下，投資銀行設定的價格將比股票市場隨後反映出來的真實價格低很多。比如，2000年有90家矽谷的公司上市，平均的發行股價為16美元，而上市當天的收盤價平均為28美元。股票價格在首次公開上市之後這麼快就有了3/4以上的漲幅，使那些幸運地買到了發行價股票的投資者迅速得到一筆可觀的收益。不過，舊金山翰佈里特公司的主管威廉·翰佈里特則堅信，肯定能找到更好地確定股票發行價的辦法。他說，投資銀行蓄意低估股票的發行價，故意造成股價的暴漲。投資銀行把要發行的股份提供給自己關照的客戶，並且保證他們能獲得相當大的利潤。作為回報，這些客戶會把未來的業務交給投資銀行。翰佈里特認為，這種股票發行方式對於公司的原始股東和被排除在外的小投資者來說是不公平的，他說：“這裡面真的藏著陰謀。”

　　翰佈里特的公司設計出一種叫作“開放式首次公開發行”的在線股票拍賣方法，以取代固定的股票定價方式。這種拍賣是阿爾斯梅爾鮮花市場的“荷蘭式拍賣”的改進形式，投資者將通過競價的方式來報出他們想要認購的股份數量和相應的價格。通過這樣的市場競價過程，可以把所有感興趣的投資者對該公司價值的判斷和信息綜合起來，匯聚到價格中。翰佈里特說，通過這種方式所得到的價格，“與人為的協議價格相比，距離真實的市場需求要近得多”。“起初，我們的商業模型擔心是否有足夠的帶寬和網路資源來應付拍賣過程”，但真正困難的事情在於，“市場已經習慣了原來的協議價格的模式，而我們引入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定價機制”。開放式的首次公開發行“在本質上將是一個更有效、更經濟的辦法”。

　　這種新的股票發行拍賣辦法具有巨大的潛力，我們可以從那些老牌投資商對它的激烈反應中看出來。一位產業觀察家這樣評價翰佈里特：“其他投資銀行已經把他視為異教徒。”盡管進入股票發行行業、勸告上市公司抛棄那些大牌投資銀行將是件費勁的事，翰佈里特發明的開放式發行方法還是贏得了一些早期的皈依者。比如1999年的一家網路雜志公司（Salon.com），以及2001年的畢特咖啡與茶公司，都選擇了通過這種發行方式上市。在我寫書的時候，人們還在繼續爭論，公開地通過拍賣來發行股份究竟是不是一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市場設計創新。投資銀行爭辯說，傳統形式的股票發行辦法提供了一項極有價值的服務：在設定股份價格的時候，他們確保了公司的價值，省去了投資者自行評估的麻煩。辯護者繼續說，傳統的股票發行辦法有效地適應了新股票發行市場的現實。拍賣式的公開發行辦法到底能否通過市場的生存檢驗，現在還不知道。但無論如何，它都是大膽的市場實驗。

　　在繪畫與商業上，倫勃朗都是一位有名的創新者。17世紀的時候，他說明阿姆斯特丹建立起了一個成熟的藝術品市場。根據藝術史學家斯維特拉娜·阿爾佩斯的說法：“倫勃朗對複雜的市場體系著了迷，並且把這種嗜好滲透進了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早先，藝術家並不是獨立的創作者，而是需要依附於富人和有權勢的領主。倫勃朗決心結束這種領主制度，建立一個面向衆多藝術品購買方的市場。他這樣做的目標之一是為了給自己的作品賣個好價錢，但他也意識到，比起受制於少數領主而言，競爭性的市場能給他帶來更多的藝術自主權。阿爾佩斯說，倫勃朗“在用市場捍衛藝術的尊嚴”。

　　大約在一個世紀之後，德國的作曲家也開始從給貴族領主打長工向為開放的市場而創作轉變。作為雇員，他們需要按照領主的要求譜寫樂譜，同時他們的作品並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他們的領主。亨德爾和泰勒曼就曾公開表示，他們並不喜歡受制於領主，他們的努力給莫紮特以及後來的作曲家的自由創作鋪平了道路。在1781年給父親的一封信中，莫紮特有些誇張地說道：“請相信我，我唯一的念頭就是盡可能多地掙錢，除了身體的健康以外，這是我最需要的東西。” 莫紮特掙錢的辦法是把自己的作品賣給樂譜出版商，同時，他教授音樂課程以及向演出自己作品的公共音樂會收費，他是一位在音樂市場上謀生的企業家。認知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說，莫紮特這樣做是為了建立“獨立和自由創作的基础”。在莫紮特眼中，市場給他帶來了創作的自由。

　　在考察新的市場機制的成長過程時，我們看到不同種類的市場都展現出了一些關鍵的特徵。交易使得買賣雙方都能從中受益，從而創造了價值（因為任何一方都可以拒絕進行交易，所以在當事人看來，交易的結果肯定要比沒有交易更好）。因此，交易應該是一種偉大的創新。這一觀察雖然非常粗淺，但它的重要性再怎麼誇張也不為過。貿易能夠帶來收益，人們總是在想方設法地去實現它。

　　從高檔藝術品到金融服務，從易趣網站的在線拍賣到盧旺達難民營的原始商業，新興市場總是在不斷地自下而上地湧現出來。企業家們費盡心機地思索更為有效的交易方式，扮演了市場設計者的角色。

　　然而，扮演市場設計者角色的人並不只是企業家。市場設計同樣也來自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我們下面將要看到，政府的努力有時正是來自選民的壓力和推動。

本文摘自《一部市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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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中描寫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市場：從荷蘭的鮮花市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亞馬遜網站到河內的街邊攤檔，從拍賣會到體育賽事轉播權競價等。作者寫作這部自然、生動的市場演進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帶領我們“重新發現市場”：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因素是什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市場對於個人、企業、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經歷了30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遠比人們以前所想的更富彈性，更具潛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