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3）

　　某些發展中國家已經制定了它們自己的知識產權法規，開始單方面地重新設計醫藥市場。

　　例如，印度政府就決定不給食品和藥品頒發產品專利，使制造商可以仿造美國或歐洲公司的專利產品。由於只需要收回制造成本，而不需要支付任何研究費用，也沒有專利的保護，它們可以把價格定得很低。與發達國家有專利支援的壟斷局面不同，在2000年的時候，印度的醫藥產業里大約有2萬家公司，產生了非常具有競爭性的價格。氟康唑是一種抗真菌感染的藥物，它的價格顯示了壟斷和競爭的區別。在印度，該產品沒有專利權，並且有許多家制造商都在賣這種藥，彼此競爭。然而在美國，由於有專利的支援，市場被唯一的供應商所佔據。在印度市場上，每片藥的價格只有25美分，而美國市場上的定價則是10美元。

　　在巴西，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制造商也不需要顧及專利的問題，這使得許許多多付不起專利藥品價格的艾滋病患者有機會接受治療。1997年，巴西政府開始鼓勵國內的制藥公司複製抗艾滋病的專利藥品。政府買下這些仿制藥，並且免費發放給病人。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复合療法的價格只有美國市場價格的1/4，其中一種藥品的價格僅為美國售價的十六分之一。這樣的政策使巴西的艾滋病死亡人數急劇下降，取得了發展中國家裡罕見的成功。巴西前總統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說：“這是一個政治和道德的問題，面對這樣艱難的處境，我們必須採用現實的態度，不能只依靠市場來解決。”

　　1997年，南非通過了一項頒發強制特許令的法案，使人們能買得起主要藥物。這意味著強制使用專利，制造或者進口仿制藥品，並給專利持有者支付專利費。削減了非洲藥品制造商需要支付的專利許可費之後，政府預計可以把藥品的價格降低50%~90%，從而使藥品得到更廣泛的使用。泰國也效仿南非通過了允許規避藥品專利的法律。

　　發展中國家認為，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一個條款準許他們忽視專利權，自己生產某些藥品，即在出現公共衛生危機時，強制特許令是可以採用的。美國政府自己有時也對某些專利採取強制特許令的措施，常常是由於反壟斷的緣故。政府會命令某家公司開放技術，以便打破壟斷。

　　跨國制藥公司並不認同發展中國家的做法，指控無視專利權的行為是非法的。他們遊說美國政府對巴西施以貿易制裁。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的發言人談到巴西時說：“他們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他們應該和我們的公司進行合作。”該協會同樣反對南非的做法。發言人說，這樣的立法是在“廢除知識產權，如果全世界都對抗艾滋病藥物實行強制特許，那會大大抑制科學研究”。他接著說，南非的行動是“盜版行為”。專欄作家安德魯·蘇利文也站在廠商的立場上，他寫道：“印度和巴西的那些公司是美國產品最好的仿制者，也是最壞的小偷。”

　　制藥公司拼命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比如，2000年的時候，來自印度的西普拉公司開始在加納銷售一種抗艾滋病藥物，該藥品是跨國企業葛蘭素威康公司一種藥物的仿制品，售價只有專利藥品的1/10。非洲當地的專利部門裁定，葛蘭素威康公司的專利在加納無效。然而，在葛蘭素威康公司威脅要起訴之後，西普拉公司還是停止了銷售。

　　發展中國家表示，為了搶救生命，它們需要廢除專利。一位肯尼亞的議員說：“當我們的人民在死亡線上掙紮的時候，我們怎麼能拒絕讓他們獲得延長生命的藥品呢？”制藥公司則反驳說，為了鼓勵創新，專利權是必要的。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的知識產權需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保護，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將失去開發新的、更有效的抗艾滋病藥物的激勵。”

　　到底哪一邊是對的呢？專利是一項並不完美的制度設計，廢除它並不是什麼原則性的錯誤。既然無關原則，那我們在評判雙方相互對立的主張時只需要比較相關的成本和收益就可以了。

　　強制特許令會帶來某些成本：踐踏制藥公司的知識產權，使藥品能夠以更低的價格買到，將意味著利潤的減少，用於研究更新、更好的藥品的費用也會削減。其收益則是：死亡率會降低。盡管只能挽救一小部分非洲的艾滋病人（因為要讓更多的非洲患者獲得藥品，只有降價是不夠的），但數千萬人的一小部分就意味著許許多多的生命。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例子中，成本收益是很容易計算的——結果支援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既然高價的抗艾滋病藥物在非洲原來就賣得很少，那麼允許非洲搭上世界藥品創新的便車，將不會造成制藥公司利潤的大幅降低，也很少或根本不會影響研究投資。比如，1999年的時候，葛蘭素威康公司生產的抗艾滋病藥物在北美和歐洲以外的銷售額只占其全部4.54億美元銷售收入的10%。在這種情況下，廢除其他地區的知識產權幾乎沒有什麼直接成本。但是，如果樹立了一個先例，導致其他藥物的專利也被踐踏，那麼通過這樣一個以小見大的開端效應，會帶來一種間接成本。還有，把廉價藥品走私回西方國家，會從根本上動搖制藥公司的定價。但是，挽救或者延長許多生命所帶來的收益畢竟是無法估量的。除非有人執著地相信知識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否則貧窮國家規避知識產權所產生的收益肯定將超過其成本。對抗艾滋病藥物實行強制特許令是一項應付危機的措施，這一點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剛開始，美國政府並沒有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在制藥公司慷慨的政治遊說之下，它倒向了產業界一邊。克林頓政府以貿易制裁威脅那些仿制藥品的國家，美國國會也威脅說，要減少援助。1999年，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在一份遞交給國會的報告中稱，美國政府的所有相關部門“都在積極、一致地努力說服南非政府撤銷或修訂它的藥品專利權法律”。美國還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遞交了一份對巴西的控訴，指責巴西政府允許當地公司仿制其他公司的專利藥品，破壞了國際貿易的規則。

　　然而，變革已經是大勢所趨。無國界醫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和英國的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等慈善組織抓住契機，引導了公衆輿論。報紙上經常報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難，積極分子還把這一問題提上了政治議程。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早期階段，他們對參加競選的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窮追不舍，大聲質疑他的演講。一個社會團體還在美國藥品研究與制造商協會總部門口搭建了“垂死舞台”，佈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體上塗上白灰，並且打出“讓每個國家都用上藥品”的標語。葛蘭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東出於對這一事件本身的考慮，以及出於對公司的公衆形象影響股價的擔心，也發起了一場運動，以降低自己的藥品在貧窮國家的銷售價格。由於這樣一個廣泛的公衆壓力，到2001年為止，在公共衛生專家向世界發出貧窮國家即將爆發艾滋病危機的警告10年之後，事情出現了根本的轉機。

　　克林頓政府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宣佈不再對撤銷艾滋病藥品專利的發展中國家採取貿易制裁。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設立了專項基金。歐盟提出了一個兩部分的計劃：梯級定價，降低貧窮國家的藥品價格；改革國際專利規則，讓貧窮國家更容易進口仿制藥品。私人慈善事業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如，比爾·蓋茨和梅林達·蓋茨夫婦創辦了全球兒童疫苗基金，為發展中國家的兒童免疫事業負擔成本。當然，投資總額依然不足，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測算，還有數百億美元的缺口。

　　當時，有39家制藥公司對南非政府提起訴訟，指責南非的法律允許踐踏專利，違反了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條約。抗議者們聞風而動，他們在法庭外高舉標語，稱制藥公司的總裁是“艾滋病吸血鬼”、“比病毒還要邪惡”。人們指責制藥公司把掙錢置於生命之上，使訴訟演變為那些公司的公共關係危機。2001年4月，他們放棄了訴訟。一位名叫馬謝科的南非艾滋病患者說：“我們必須贏得這場官司，否則很多人都只有去死。只有贏得這場官司，我們才有希望。我們必須贏。”制藥公司撤回這次訴訟開創了一個先例，意味著貧窮國家可以因為公共健康的原因取消專利權。

本文摘自《一部市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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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中描寫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市場：從荷蘭的鮮花市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亞馬遜網站到河內的街邊攤檔，從拍賣會到體育賽事轉播權競價等。作者寫作這部自然、生動的市場演進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帶領我們“重新發現市場”：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因素是什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市場對於個人、企業、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經歷了30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遠比人們以前所想的更富彈性，更具潛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