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少年神童”到“全球財富”(1)

　　主持人：說到人才的價值，我們都知道您12歲的時候就考取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當時應該算是全國年齡最小的大學生，被人們譽為“神童”。您自己覺得您跟普通人一樣嗎？

　　張亞勤：我認識很多年紀比較小上大學的，我自己並不認為有“神童”這麼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有的時候可能有點誤導。盡管很多小孩很聪明，但是我覺得重要的是怎麼樣去發揮這個聪明、使用這個聪明，所以EQ也十分重要。我們一會兒會談到這個IQ和EQ本身的一種互動，有些是先天的，更重要的是環境，是自己人生的一種選擇，這個我想很重要。

　　龍永圖：我記得當時這個少年班也就是後來社會上普遍講的這個“神童班”，好像是1978年搞起來的。

　　張亞勤：對。

　　龍永圖：實際上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一個產物。我聽說這個少年班是當時諾貝爾獎得主，像楊振寧啊、李政道啊、丁肇中他們幾個倡導搞起來的。你覺得他們開始搞這個少年班的時候，有沒有一種好像為中國培養諾貝爾獎得主的一個後備軍的意思？為什麼正好是他們三個諾貝爾獎得主極力倡導搞這個少年班？

　　張亞勤：當時是1977、1978年，高考剛剛恢復，我想整個國家都是有這麼一個心態，就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可能在教育方面、人才培養方面做了一種嘗試，一種探索，其實本身也是一種創新。我最近又和楊振寧先生談到當時的歷史，他正好是安徽合肥人，科大在安徽合肥，我想當時的話他是覺得經過了“文革”的中斷，中國確實需要一種機制，快速地培養人才。如果看一下目前少年班整個的情況，我的同學的發展狀況，我想都是相當相當成功的。我們可以談到什麼叫成功。我想成功首先是要有一個健康的心態；第二要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力；第三點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要達到自己的極限，要進取，要主動地選擇生活的方式。如果用這個準則來度量的話，我覺得我們同學大部分都成功了。很有意思是我們十年前有一個同學聚會，那個時候聚會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紐約，一個是矽谷。

　　龍永圖：大部分同學都出國了。

　　張亞勤：對，那是十年前。兩年前又有一次聚會，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合肥，他們又回來了，直接地間接地回來了。

　　龍永圖：這個事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中國三十年來發展和變化的進程。

　　主持人：現在少年班好像學生也是分成兩派，一派認為要是給我重新選擇的話，我未必會選擇上這個少年班；有一部分人會像張先生一樣，認為中國是不能沒有少年班的。您覺得這兩種說法您認同哪種？

　　龍永圖：從我來講的話，我本人是不太贊同搞這種少年班的。因為我老是覺得我們有一個循序漸進培養的過程。

　　主持人：按部就班比較好。

　　龍永圖：這樣子的話，從我自己來說，也引起了我對現在教育體制方面的一些弊端的思考。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小學生就像在上大學一樣，他們非常辛苦。那麼小小的孩子，他們應該有一個非常歡樂的童年，應該主要建立很好的心理素質，建立很好的與人去溝通的基础；他們應該非常輕鬆。

　　到了初中高中更辛苦。其實那時候正是花季少年的時代，他們應該充滿了幻想，非常高興。後來到了大學，好多人就覺得，噢，可算熬出來了。

　　主持人：終於進了保險箱了。

　　龍永圖：我們的大學生變成了非常快樂的大學生。當然我不是說都是這樣的，他們一下子鬆下來了，所以我就覺得整個變成了一種倒挂。本來是應該非常happy、非常高興的時代，他非常沉重；本來上大學以後，應該非常嚴肅地集中精神學習的時候，他又非常relax，非常放鬆。

　　這樣的話我就覺得，像你們這樣十幾歲的人就要上大學的課堂，那時候你們的壓力確實很大。但是那種壓力可能和現在小學生的壓力不一樣。不知道當時你有什麼樣的感覺，十幾歲的孩子念大學課程有什麼樣的感覺？

　　張亞勤：我不是教育專家，只能從我個人的一些經歷來講講我的看法。在當時這個時空點選擇少年班可能是一個比較自然的事，對我來講。我想我們中國的教育體制可能太多地註重考試、太多地註重競爭。像剛才龍先生講的，小學中學的時候，小孩的家庭作業、各種各樣的考試，還有各種的競爭特別多，該放鬆的時候、該體驗的時候、該enjoy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快樂的時光，在大學反而是放鬆了。對我來講，我當時到了科大，其實並沒有感到很大的壓力。到了科大，科大是特別寬鬆、自由的這麼一種學術的氛圍。我去了以後，也沒有父母管著，自己的作息時間也很自由。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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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柳傳志、中糧集團董事長的寧高寧、蒙牛乳業集團董事長牛根生、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SOHO 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潘石屹、微軟公司全球資深副總裁張亞勤、皇家飛利浦大中華區總裁張玥、Google公司全球副總裁李開复等商界精英論道，揭秘中外企業的成功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