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元霸權的衰落，中國怎麼辦

　　從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觸發了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投資者對美元的信心大跌，美元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一點。然而，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美國的戰略家們卻還在信誓旦旦地重申：“美國仍然很強，美國沒有衰落，美元仍然是堅挺的貨幣，能取代美元的貨幣還沒有誕生。”

　　其實，美國政治家們在費盡口舌捍衛強勢美元的地位，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如果人們都不擔心美元未來的地位，不擔心美元未來的價值，還需美國的政治家們為此浪費口舌嗎？

　　人們擔心美元的走勢是有歷史根據可查的。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做過一次巨大的債務違約了。那就是尼克鬆政府決定的，讓美元與黃金脫鈎，終結了美國挑頭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的歐洲复興計劃，又稱馬歇爾計劃，為西歐國家恢復生產提供了巨大的說明，同時也借機向西歐輸出過剩生產力。“馬歇爾計劃”大大提高了西歐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歐國家向美國出口制成品，積累了大量美元儲備。以法國為首的西歐國家擔心美國債務越來越大，未來有可能出現違約，便依照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定，按35美元兌1盎司黃金的價格從美聯儲那里把美元換回黃金。

　　很快，美國政府發現，它的外債已大大超過它的黃金儲備，無法應對如此擠兌，於是1971年爆發了第一次美元危機。尼克鬆政府中止了美元換黃金的窗口，美元大幅貶值。因為美元在國際大宗商品期貨交易中的地位，美元貶值引起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期貨價格上揚，西歐國家不得不接受“輸出型”通貨膨脹。整個70年代都是全球通貨膨脹的時代，美元不斷貶值，美國相對西歐國家的實際債務也因此被大大沖銷，等於美國把債務轉嫁到了它的債權國頭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美聯儲換帥，沃克爾主宰美聯儲後，美國才改變了貨幣政策，全球的通貨膨脹也才降了下來。

　　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各國貨幣都脫離了黃金的約束，國際貨幣體系一度動蕩不安。但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把美元定為石油交易的唯一貨幣，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主地位也隨之確立。由於美元這種難以替代的地位，美國國債也成為各國中央銀行最願意儲備的外匯資產。但是，隨著危機的演化，隨著這次提高債務上限的僵局遲遲沒有打破，美國國債的地位卻有可能伴隨著美元霸權一起受到沖擊。美元獨霸國際貨幣體系的時間可能也不會太長了。

　　多數美國人一度認為，美國可以接受出現違約的情況。鑒於歐洲金融市場上歐元區成員國債務危機的陰影久久不散；日本經濟又長期疲軟，其國債與經濟規模之比已經令人擔心，所以買入美國國債成為無奈的最終選擇。因此即使出現違約，美國國債的利息率也將能保持在相對低位，不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太大的負擔。然而，因為調整債務上限的程序陷入了僵局，三大評級公司不斷發出警告，要降低美國國債的信用等級。而僅此一項，將來美國每年就要為國債多付1000億美元的利息。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上樂觀人士的態度也在悄然改變，華爾街的投行已經開始考慮出現“不可想象的情況”。當然，美國首先要安撫外國債權人。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已經表示，美國政府會優先支付外國政府的到期國債利息。

　　即使美國這次熬過債務上限的危機，美國債務的發展趨勢也讓人擔心它的未來。

　　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位重要經濟學家羅果夫和萊茵哈特曾研究過世界主要國家的債務危機史。他們的研究表明，當英鎊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貨幣時，英國的貿易逆差也迅速擴大，債務也迅速增長。英國幾屆政府曾用多年時間想扭轉債務增長過快的趨勢，但成效甚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金本位被打破，英鎊隨之貶值，英國用了15年時間，靠通貨膨脹與英鎊貶值把英國巨大的外債降了下來。但與此同時，英國也把英鎊的霸主地位拱手讓給了美元。

　　羅果夫的研究證明，當一國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150%，年度赤字規模龐大，而債務利息支付超過財政收入的25%時，則違約無法避免。美國的國會預算局也曾做過一項研究，認為如果美國政府不放手改革財政稅收制度，美國政府要付的債務利息將從目前的占財政收入的9%上升為2020年的20%、2030年的36%、2040年的58%。況且，發達經濟體目前正處於痛苦的去槓桿化過程的早期階段，連續多年的債務削減計劃將嚴重拖累經濟增長，總債務占GDP 比重將會持續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誰還敢保證美國不爆發債務危機呢？

　　人們當然有理由擔心美國會借用通貨膨脹來沖銷自己的債務。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承認，人們根據美聯儲幾十年的表現是不會對此表示放心的。他認為，只要美國保持每年6%的通貨膨脹率，10年後，美國的實際債務價值就被侵蝕掉2/3。

　　 （\[美\]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場的墜落》，李俊青、楊玲玲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第122頁）。 無獨有偶，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家經濟學家們在危機後，就是主張美聯儲應該把通貨膨脹的目標定在4%~6%之間，而不再應該是2%。當然，他們的論據是，舍此無法“逼”著美國消費者擴大消費，無法讓美國人加大投資，美國經濟走出衰退要用更多的時間。其實，明眼人看得出來，用通貨膨脹逼美國人擴大投資與消費是假，用通貨膨脹來沖銷美國的債務才是真。

　　中國手握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僅美國國庫券就有超過1萬億美元。如果美元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有很大損失。但如果中國出售這些資產，因為它的量很大，這一行動本身就足以引起美元的貶值而加重中國的損失。中國將如何處置這些外匯資產呢？

　　美元貶值對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有影響，對個人也有很大影響。比如，互聯網上盛傳一則笑話，形似說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壞處，實則完全適用於美元貶值。話說有位美國人到中國旅遊，按當時匯率1美元∶6?8元人民幣，用10萬美元兌換到68萬元人民幣。在中國吃喝玩樂了一年，花了18萬人民幣。一年之後，他要回美國去了，到銀行去把剩下的人民幣再換回美元。因為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了，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變成1∶5，這位美國人用剩下的50萬人民幣換到了10萬美元。來時10萬美元，回去還是10萬美元，他高高興興地回家了。另一美國人效仿，也拿10萬美元換了68萬元人民幣，花50萬買了套房子，吃喝玩樂花了18萬，想回去了，房子不能帶走只好賣了，淨得100萬，剛好能換20萬美元。對美國人來說，玩也是在掙錢。

　　其實，上述這則玩笑完全適用於美國企業對華投資。美國企業對華投資，收益遠高於在美國投資。加上美元在貶值，用美元換成人民幣在中國投資，收益是人民幣的。隨著美元的貶值，美國企業把利潤換回美元時，就有雙倍的收益。除了投資經營的利潤收益外，還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收益。美國企業用美元在中國的投資都進入了中國的外匯儲備系統。中國除了用這些美元可以進口外國商品和購買資源、能源，中國企業到國外投資也可以用掉部分美元，剩下的美元只好用來購買美國國庫券。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庫券，使得美國國庫券利息下降，反過來使得美國資本市場上的借款利息也跟著下降。這就使美國企業在市場上借債很便宜，很容易籌到新的資本再到中國市場上來投資。如此這般，中國經濟增長產生的大量利益就這樣“循環”到美國企業和美國經濟當中去了。

　　當中國擔心人民幣升值太快，要干預市場，保持與美元比較固定的匯率時，上述道理更加明顯。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各種貨幣的匯率之間也有種市場供求關係。當美元供給充裕時，美元的匯率就會下滑。當美元供給緊張時，美元的匯率就會上揚。美聯儲實行超寬鬆貨幣政策，不斷發行新貨幣時，市場上的美元供給加大，美元的匯率肯定會下滑。如果人民幣要保持與美元的匯率，中國只能買入大量的美元，賣出人民幣。市場上人民幣供給多了，人民幣的匯率就會下滑。但如果人民幣發行多了，又流不出去，那肯定就會引起通貨膨脹，物價就會跟著上漲。保持人民幣匯率對美元不升值，必須不斷買入美元。美元多了，只好去買美國國庫券，否則美元現金連利息收益都沒有。因此，當國內有些人一方面在批評中國買入美國國庫券太多了，另一方面又抱怨人民幣升值太快了時，他們沒有意識到，其實他們的態度是矛盾的。

　　人民幣升值，許多出口小商品的中小企業就經不住了。本來這些企業的利潤就非常低，經常只有百分之幾，而外國的採購商只用美元、歐元等“硬通貨”付款。當這些硬通貨值錢時，這些出口企業就能賺錢。但當它們收到的外匯貶值時，它們的利潤就大幅縮水，甚至成了“賠本賺吆喝”的買賣。然而，我們無法阻止這些“硬通貨”貶值，因為當今的時代，貨幣都是主權貨幣，都是法定貨幣，它的價值就是發行這種貨幣的當局的信譽。如果它們任憑自己的貨幣貶值，最終只會被市場淘汰。我們最多可以干預市場，讓人民幣跟著它們一起貶值。但除了上述所說的會引起通貨膨脹外，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那麼，如果我們不去大幅干預人民幣的匯率，幹脆擴大人民幣與美元等硬通貨兌換的浮動空間，讓人民幣逐漸升值，後果又會如何呢？雖然出口企業仍然有些困難，但那些進口企業卻會受益不小，因為人民幣升值後，進口資源就便宜了。到海外去投資的中國企業也會因人民幣升值而受益，因為中國企業投資是拿人民幣換成外匯去投資，人民幣價值越高，換成外匯投資就越大。而且，中國人到國外去買東西也會覺得東西便宜不少。其實，最近幾年，出國旅遊的中國人都會感到人民幣逐漸升值帶來的好處，中國人買起東西來也感到手里闊绰了不少。如果中國的出口企業出售的都是別人很難模仿的高質量產品，就可以要求外國的採購商用人民幣結算，就避免了外匯貶值的窘境。

　　地緣政治學家赫德森認為，中國只有逐漸擺脫美元霸權的控制，才能擺脫美元的困境。他分析道，危機給美聯儲提供了一個好借口，它可以用零利率把錢借給美國公司。這些公司拿著借來的錢到中國投資，收購中國的企業，一年有25%?利潤。中國人出售資產和產品，換回到手里的是美元，再把美元交給中國央行，問題就來了。中國央行拿這些美元怎麼辦呢？如果他們不把這些美元送回美國，購買美國債券，只掙1%的利息的話，人民幣相對於美元就會升值，也就是美元會貶值。中國就會因自己的貨幣相對於美元而升值，造成巨額外匯儲備的損失。中國人民幣在過去幾年中相對於美元已經累計升值30%以上，相對歐元和英鎊——僅次於美元的兩種重要貨幣——也升值迅速。

　　赫德森認為，美國企業現在已經購買了中國衆多產業，而且還在不斷要求進入中國的金融市場。如果他們能隨意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就會讓中國重蹈日本的覆轍。

　　美國高盛公司不斷在全球宣傳說，中國的經濟在全球最好，歐洲、日本甚至美國都不行。這說明什麼？雖然近些年流入中國的“熱錢”很多，促發了房地產等資產的泡沫，甚至讓中國自己的資本都去玩“期貨”，不是今天炒賣大蒜，就是明天炒綠豆，但整個中國經濟還沒有出現嚴重的金融化和泡沫化。因此，它們在積極推動中國金融領域的開放，在經濟貿易領域的談判中不斷要中國在開放資本帳戶、向外國資本開放金融領域投資方面讓步。他們說得很好聽，說他們有上百年的金融發展經驗，可以說明中國更好地分配資金運轉，讓資金流向中國未來的發展最需要的地方，等等。

　　美國的資金管理者得出結論說，美國和其他西方經濟正在進入一個債務纏身並且增速永久緩慢下來的經濟時期。所以他們都盯著中國，希望通過購買中國的銀行和產業，分得中國增長盈餘的一杯羹。美國的戰略是大肆收購中國資產以獲取每年超過20% 以上的紅利，而中國只能把這些美元以僅僅1% 的利息率回流給華盛頓和華爾街，並且為美國承擔私人投資的損失 (這一戰略1985 年後曾在日本實施，“效果”不錯）。當美國看到一個國家富了，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從別人的經濟盈餘里分一杯羹。所以美國優先考慮的是進入中國的領先部門，主要方法就是收購中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

　　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美國這些金融機構的動機。如果美國金融機構在美國都沒有能做到更好地把資金引向推陳出新的技術並創造出更多的就業，為什麼說在中國它們就能做到呢？美國金融機構可以宣傳，它們的冒險精神創造出了微軟、雅虎、谷歌、蘋果、臉譜這些的新技術公司。但它們卻從來不提，為了為這些公司提供資金，它們多消耗掉了9倍於這些公司的機會，因為美國風險投資的成功率是1/10，有9家企業失敗才會有一家企業成功。互聯網技術的公司創業與成功的比例可能只有1%。

　　赫德森認為，美國金融公司大舉進軍中國市場的目的是為了制造經濟的金融化和泡沫化，並將它們控制的全球資金投入中國，最後就像他們在美國、歐洲和日本已經做過的那樣，在金融化和泡沫化中控制中國經濟的股份，並榨取地產、自然資源以及壟斷行業的租金。當今全球金融資本攫取暴利的最主要途徑是通過獲得公共產品、原材料和不動產，尋求得到資源租金（包括壟斷利潤），而不是投資於生產領域以贏得工業利潤。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的。

　　美元霸權對於美國政府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逼著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給美國交稅。大批資金回流美國，為美國提供了廉價資本，使美聯儲可以維持超低的利率，用從全世界籌到的資金來為美國的軍事支出埋單。而反過來，美國再用這些軍費，制造核武器等尖端武器用於威脅全世界，包括包圍中國。美國每年要花億萬美元在全球維持18個軍事基地，在亞洲的美軍基地主要用來威脅中國。

　　用赫德森的話來說，“美國想對中國說的是，我不允許你太強大。如果你不聽話，你想搞金融獨立，我們就消滅了你。我們會在新疆、西藏資助‘革命’，颠覆你，正如我們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俄羅斯無法再成為我們的強大對手那樣。俄羅斯走到今天，已十分氣餒。如果不按我們想要的去做，我們就颠覆你的政府。前車之鑒放在那兒，1973年智利的阿連德，1964年的危地馬拉和伊朗，1991年的蘇聯，1960年後的古巴，過去數十年的海地等等，這就是我們美國的哲學。”

　　美國將來針對中國的所有經濟戰爭都必須在這個背景下來理解，這些經濟戰爭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取得對中國經濟制高點的控制權，取得對中國資產的控制權，從而既可以消除中國經濟增長對美國霸權地位的威脅，又可以享有中國經濟增長的好處。而要達到上述目標，美國最重要的步驟是要中國放棄金融主權，進一步推動金融自由化。

　　在一戰之後和在二戰期間，美國外交官強迫英國和其他國家以實物輸出和出售其公司的形式支付它們的武器債務和其他軍事開支。但這不是美國官員今天所願意做的。世界經濟現在按照一種雙重標準運作，這種標準使美國能夠在國際上無限制地支出，執行其想要實行的各種經濟和軍事政策，而不用考慮任何黃金限制或其他國際限制。

　　美國官員聲稱，世界上的美元泛濫已成為推動國際經濟的“引擎”。他們問道，沒有美國的進口需求，哪會有歐洲和亞洲的今天？難道美元購物沒有說明其他國家勞工就業嗎？

　　這類看似有理的質問隐瞞了問題的要害：美國在進口外國貨物，而並未提供任何相應補償物，只是向世界經濟註入了大量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為什麼歐洲和亞洲的中央銀行不去很簡單地創建其自己的國內信用體系以擴大其市場呢？為什麼它們不能增加其消費和投資水平，而寧願仰賴美國經濟購買其消費品和資本貨物，換來過剩美元，並將這些美元只是積累在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系統，而得不到其他更好的使用呢？

　　答案是歐洲和亞洲受到一系列的經濟盲點即衆所週知的“華盛頓共識”的誤導，這一誤導謊稱美國財政部債券是某種實物，而非剥削性的免費搭車，從而使美國免費搭車、全球為之買單的秩序永存。

　　對債務國，美國的外交官經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華盛頓共識”，要求債務國提高利率以籌集資金，償還外國投資者。這些不幸的國家忠實地強制執行了經濟緊縮計劃，將工資保持在低水平，廉價出售其公共部門以清償外債，解除經濟管制以使外國投資者能夠收購該國的電力業、電話服務和其他國家基础設施，而這些產業以前都得到一定的補貼以有利於其增長。

　　對債權國，美國稱自己為世界上負債最高的發達國家，從而拒絕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許廉價出售美國的關鍵產業。

　　中國前些年的經濟增長迅猛，外貿出口增長起了重要作用，而支援外貿出口的是穩定的匯率。但因為中國實行資本管制，資本市場沒有全部開放，套利的資本不能隨便進出。按照不可能三角的定律，中國在不開放資本帳戶的情況下，可以選擇另外兩項，即基本固定的匯率和基本獨立的利率，這才保證了中國經濟的平穩發展。但穩定的匯率也成為美歐等發達國家指責中國搞不公平貿易的借口。

　　其實，美國人指責中國匯率的說法根本不著邊際，與歷史事實相差十萬八千里呢。美國人說，中國靠操縱匯率贏得出口的競爭優勢，才獲得了巨大的外貿順差。其實，中國是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決定讓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挂鈎的，因為當時亞洲貨幣一片混亂，各國貨幣競相貶值。中國決定讓人民幣與美元挂鈎，是為了穩定亞洲貨幣市場，防止危機的擴散。那時候，美元十分堅挺，因為美國還處在信息技術泡沫的高潮，人們還都搶著要去美國納斯達克市場投資，指望能有更大的收益。人民幣那時與美元挂鈎，人民幣是被高估了。特別是，當時中國週邊國家的貨幣都貶值了，更顯得中國人民幣鶴立雞群。理論上講，貨幣匯率高估對一國的出口是不利的。但奇怪的是，中國的商品出口還就是在亞洲危機之後突然出現了大躍進。那是因為，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出現，過去歐美國家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生產線都向中國轉移，因為中國貨幣穩定，生產成本低廉，基础設施完善，中國一下成為承接國際跨國集團生產的主要基地，成為“世界工廠”。也就是從那時起，中國的加工貿易成為出口的大頭，而外貿出口也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最大的動力。

　　因此，歷史地看，中國出口猛增不是因為人民幣低估，而是因為跨國公司生產轉移。那麼，美國輿論為何要抓住人民幣匯率不放呢？大概有兩個理由：一是出於美國國內政治的原因。匯率容易調動起民衆的情緒，而且匯率的問題太複雜，民衆一般弄不懂匯率形成機制，只要說別人操縱匯率，就能激起民衆那種自發的氣憤情緒。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就是說美國人雖然抓住人民幣匯率不放，但實際上瞄準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開放。如果中國不開放資本市場，按照“弗萊明—蒙代爾定律”，或像克魯格曼說的那種“不可能三角”的定理，同時維持固定匯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可行的。那麼中國為何要選擇浮動匯率呢？顯然只有當資本帳戶開放時，它才需要。推動中國走向浮動匯率，實際上就是要推動中國開放資本帳戶。

　　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人們對美元、歐元、日圓這些國際儲備貨幣的憂慮增多，因為這些發達國家的債務迅速增長，很快就給人未來它們將資不抵債的感覺，懷疑它們一定要用通貨膨脹的辦法轉嫁債務負擔。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逐步升值，匯率堅挺，成為週邊國家與中國貿易的結算貨幣，再加上中國政府又準備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所以人民幣國際化成為國際輿論炒作的議題。有些人甚至揚言，人民幣未來一定會取代美元。這又引起了美國戰略家們的許多議論。

　　國際輿論認為，只要中國的資本市場不全面開放，人民幣就不可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因為外部持有者無法指望他們手中的人民幣可以保值增值。而為了開放資本帳戶，中國也必須逐漸朝浮動匯率方向發展。從這一角度來看，加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只是邁出了一小步，未來勢必還要不斷擴大浮動的空間，直到全面浮動，由市場決定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

　　外部人士對人民幣國際化也興趣濃厚，也在積極推動這一過程。據英國財政部統計，目前在全球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倫敦已經佔據26%的份額。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表示，倫敦將自己定位為人民幣離岸交易的“西方中心”。

　　話雖這麼說，但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有個清醒的認識。人為地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加快它的國際化步伐，有可能欲速則不達。我們絕不該沾沾自喜，放棄我們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既定的日程去輕率地推動資本市場開放，因為它可能使人民幣陷入“拔苗助長”的陷阱。

　　中國面臨的發展形勢並不?麼樂觀：人口老化、勞動力供給下降、勞動力成本上漲、跨國企業開始把某些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巨大的國際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加工貿易，如果更多的跨國企業把生產轉移出中國，中國的貿易形勢就可能逆轉。同時，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資本流出在加快，放寬人民幣浮動區間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反而在上升。這些現象都提醒我們，放寬匯率浮動幅度有助於我們應付未來的形勢，但過早開放資本帳戶卻可能讓我們失去傳統穩定市場的工具。

　　其實，在開放資本帳戶問題上我們不應那麼教條主義。要知道，資本帳戶開放不是單行道，開放的大門也可以再關上。亞洲金融危機時，馬來西亞就把已經開放的資本市場又關上了，雖然遭到國際輿論的大肆抨擊，但馬來西亞政府卻度過了危機。印度尼西亞聽從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勸告，沒有管制國際資本，結果危機一發不可收拾，蘇哈託政權垮台。前車之鑒值得我們記取。

　　同樣，當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西德政府不想讓馬克國際化，但因為德國馬克幣值穩定，在全球通貨膨脹的背景下，馬克自然成為歐洲貨幣的參照，最可能成為繼美元後的儲備貨幣，直到完全融入了歐元。馬克相對美元雖然不斷升值，但西德政府沒去干預外匯市場，而是把馬克升值當作逼迫德國企業提升出口產品質量的外部壓力。結果，西德馬克雖然升值，但西德的產品越來越受外國消費者的青睞，因為價格雖然貴卻意味著質量好，外國消費者仍然對德國貨趨之若鹜。日本政府當時很想推動日圓的國際化，並設計了日圓國際化的路徑。但“廣場協議”後日圓迅速升值，日本又開放了資本帳戶，傳統的工具基本失效，日本經歷了泡沫膨脹與破裂的過程，日本經濟也陷入了多年不振的局面，日圓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地位也從5%下滑到3%。除去技術細節外，日本“有心栽花花不開”，德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經歷也許會給人民幣的國際化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本文摘自《美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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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通過對美元霸權從興起、確立到達鼎盛以及遭遇挑戰而逐漸衰落的原因做詳細的分析與闡述，完整而客觀地展示了美元這只貨幣戰爭中的猛虎曲折霸氣的發展歷程。同時指出，美元的興衰歷程對人民幣的前景具有參考價值。本書作者是業界的權威人士，論述有理有據，是不可多得的美元版的貨幣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