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黨”從何而來？這要從美國獨立戰爭說起

　　1773年冬，一群打扮成印第安人模樣的“波士頓茶黨人”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342箱茶葉全部倒入波士頓港，從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茶黨”也成為反抗當局徵稅的象徵。

　　“茶黨”雖然是個歷史產物，但因為有個特殊含意，所以每當出現群衆對政府徵稅過高不滿時，它就會現身。20世紀90年代，每到4月15日美國個稅申報截止日，都有人舉著“茶黨”牌子抗議。

　　奧巴馬上任後，為緩解金融機構的危機，動用財政力量，大刀闊斧出手救市。雖然解了美國金融機構的“燃眉之急”，卻引發了許多美國人對政府過多干預經濟和加劇赤字的擔憂。2010年初，福克斯電視台主持人拉穆塞在節目中抨擊奧巴馬動用巨資拯救房奴，談得興起時他揮動著茶包說：“是成立‘茶黨’的時候了。”

　　原本該名嘴只是隨口一說，卻被各大網站轉載後迅速引起共鳴。不到24小時，幾個“茶黨”網站相繼發出號召。2月27日，全美40個城市發起了“茶黨抗議活動”，示威者打出“TEA”標語，意思既是“茶葉”，也是“稅已經徵夠了”（taxed enough already）的英文縮寫。從此“茶黨”以互聯網為據點，在全美展開網路攻勢。2010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是國會一批議員改選的日子。“茶黨”的崛起成為那年中期選舉最熱鬧的話題。許多共和黨的前議員或政治傾向相近的政治人物都打出了“茶黨”候選人的旗號，連2008年曾以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名義參選的前阿拉斯加州州長帕林也打出了“茶黨人”的旗號。以“茶黨人”的名義來競選並能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援當選，這充分說明選民對傳統政治格局的不信任。

　　無論是打著“茶黨”名義競選的政治家，還是支援“茶黨”候選人的選民，在美國這些人都還算是“右翼”傳統的人。而2011年出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則代表著美國左翼不信任美國政府的力量。

　　被稱作“佔領華爾街”或“憤怒日”的示威活動自2011年9月17日始於紐約，隨後不僅從紐約一地蔓延到波士頓、芝加哥、坦帕灣、舊金山、巴爾的摩、奧克蘭、華盛頓等地，甚至延伸到歐洲和澳大利亞。雖然經歷了警方的大拘捕和驅散，但該運動一直持續了好幾個月，直到2012年春這些駐紮在城市中心的運動營地才陸續被清除。

　　美國的共和黨更多地代表資本的力量，因此政治上更偏右一點。共和黨的政治家們在指責“佔領華爾街”運動上是不遺餘力的。比如，衆議院多數派領袖共和黨人埃里克·坎託就公開指責參與“佔領華爾街”的人是“破壞公共秩序的暴徒”。紐約市長佈隆伯格也表示，示威者既然打著“要求就業”的標語，就該去做工而非整天待在祖科蒂公園，示威是“把矛頭對錯了目標”。

　　美國的民主黨與工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也被認為在政治上更偏左一些。民主黨的政治人物對“佔領華爾街”運動就表現出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表示理解這一運動的人物包括財政部部長蓋特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衆議院內務委員會主席約翰·拉爾森等。甚至總統奧巴馬也在公開場合表示，抗議者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人民知道，並非每個人都那麼守規矩，而華爾街就是不守規矩的典範”。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要求結束華爾街“金融寡頭對美國政治、經濟的壟斷支配”，他們質問美國政府，“為什麼華爾街大亨們闖了這麼大的禍，新的刺激就業計劃還要不斷把錢給他們”？他們的示威口號很簡單，就是，“1%的貪腐者令99%美國人感到痛苦”。

　　2012年是美國大選年，將選舉新總統、更換參議院1/3的議員和衆議院的全體議員。“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覺得機不可失，他們想對競選和未來的政府施加更大影響，聲稱要效仿“阿拉伯之春”的群衆運動，甚至把自己的運動稱為“紐約之春”。

　　有觀察家指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喊出的，有些是奧巴馬政府想做、卻一直被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所牽制而不能做的事，如“對富人增稅”“給華爾街套上籠頭”，以及加強總統和政府干涉經濟的權力等。示威者甚至曾建議奧巴馬成立一個超越國會的“總統委員會”，以遏制議員們和捐款的華爾街之間的利益關聯。因此，奧巴馬政府及其高級官員頻頻表示他們願意理解“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其目的不言自明。

　　然而，奧巴馬總統及其他政府官員只能吞吞吐吐地表示“同情”示威者，卻不敢公開支援示威者。特別是以副總統拜登為代表的不少民主黨政客對“佔領華爾街運動”保持著很大距離，如果不說是敬而遠之的話。其實，民主黨政治家們的態度很好理解，雖然說對“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表示親近可以獲得工會等社會組織的支援，但也有可能吓壞一些重要的中間選民。特別是民主黨政府正在執政，他們根本就得罪不起華爾街的那些大佬們。

　　其實，2010年美國發生的兩起“司法?案件，充分說明了華爾街在美國當代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

　　第一次發生在2010年1月21日上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微弱優勢通過了一項有關政治捐款的法律裁定，廢除了美國63年來對公司、非營利團體和工會在選舉中捐款助選的金額上限，並同時取消了對公司和工會在初選前30天或大選前60天禁止播放競選廣告的禁令。這一裁決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有美國華人寫博客說，吃飯時從電視中看到這一訊息，吃驚得連筷子都掉到了地上。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是否限制政治捐款的辯論中，安東尼大法官要求“去限”，並得到首席大法官瓊恩，大法官安託尼、薩缪爾和科萊恩斯的支援，而加斯丁法官的反對意見，只得到大法官斯蒂芬、茹絲、索尼娅的支援。結果是5票比4票勉強通過了取消競選捐款的上限的決定。

　　美國總統奧巴馬當天迅速發表聲明反對該裁定，他說：“最高法院為利益集團用金錢來踐踏我們的政治大開綠燈……這是大石油公司、華爾街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勝利。這樣，他們就可以用他們的力量來壓倒普通美國人的聲音。”

　　美國對公司和利益集團競選捐款的限制，可追溯到20世紀初。國會在1907年通過了第一個限制競選籌資的法案——《提爾曼法案》，禁止公司和全國性的銀行向競選公職的候選人提供捐款，以防大公司操縱選舉。以後，一系列相關法案陸續出台，不斷完善和規範選舉籌款和開支的使用。

　　2002年，國會通過《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規定任何使用公司、團體資金的政治廣告、電影，不得在選舉前的一定時間內播出。與此同時，反對限制政治捐款者也在不斷反擊，稱這些法律違背了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侵犯了公司團體對政治的言論自由權。

　　在2008年總統選舉時，一個保守派組織“聯合公民”拍了一部政治評論片——《希拉里：一部電影》，激烈批評希拉里·克林頓，並試圖通過有線電視系統公開播放。但聯邦選舉委員會決定該片不能在各地初選前的30天公映，其依據就是《麥凱恩·法因戈爾德法案》。事實上，深知美國政治生態的人士早就預言，利益集團資金重返選舉戰場是早晚的事。因為大法官有9名，其中3人早就明確表示，會對以前的禁令予以修正。而小佈什當總統時在2000年又任命了兩名新的保守派大法官。就這樣，保守派大法官達到5名，禁令的反對派在最高法院里佔據優勢，其結果可想而知。

　　傳統上，共和黨是美國大公司、大企業的主要捐助對象。共和黨靠公司的捐款上台執政，再把行政權可以支配的好生意讓給大企業做，各得其所。但即使是民主黨，未來也不敢得罪美國大企業了，因為大企業的捐款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選舉對誰有利。

　　取消政治捐款的第二大受益者是媒體。美國《廣告時代》網站稱，這一裁決有利於媒體產業的發展，將使政治廣告支出增長10%。市場分析師預計，政治競選支出中的70%至85%將歸電視台。最大的媒體受益者將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在國會選舉的年份，政治廣告收入將占電視台廣告收入的10%左右，僅次於汽車廣告。下屆大選時，地方電視台的廣告收入將增加3億美元，達到28億美元。

　　該決定的第三大受益者是遊說集團。遊說集團在美國雖然是合法的，但因為競選捐款有限，它們時有力不從心之感。現在，遊說集團有了新武器。有評論說，從此後，華盛頓的說客可以放話：如果誰不站在我一邊，我的公司、工會或利益集團將明目張膽地花巨資登廣告，反對你再次當選。

　　另一件司法案子發生在2010年的4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高盛集團及其一名副總裁提出欺詐指控，稱該公司在向投資者推銷一款與次級信貸有關的金融產品時隐去關鍵事實，誤導投資者損失高達10多億美元。

　　訊息傳出當日，高盛公司的股價暴跌12?8%。隨後，美國國會又舉行了10個多小時的聽證會。高盛公司的職員雖然為自己的行為做了大量辯護，但出席聽證會的美國議員大都予以強烈譴責。

　　美國證交會指控高盛作弊一事，反映出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高盛積怨太深，得罪了太多的同行，道德形象被玷污了。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美國金融業有許多人認為是高盛公司落井下石、沽空雷曼兄弟公司股票的結果。而且，當美國政府伸手援助美國保險公司AIG時，高盛卻從後門把政府的補貼拿走了，等等。美國金融業有些人想看高盛的“笑話”。二是金融危機爆發後，奧巴馬政府沒做什麼懲罰華爾街的事，而是先去救金融機構。但金融危機是金融界造成的，由此造成經濟衰退，全體人都遭災，還要為金融業的錯誤付出代價。公衆輿論認為，必須懲罰金融業才能扭轉奧馬巴政府的負責形象。

　　某種程度上說，懲罰高盛公司一點兒都不冤枉它，因為美國金融業的放鬆管制，讓金融衍生產品泛濫成災都與高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高盛事件曝光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接受電視採訪時坦言，他在第二任上取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放開金融衍生品交易，都是由於受到他的財政部部長魯賓和薩莫斯的遊說。魯賓對他說，金融衍生品交易規模很小，都是專業人員操作，能自己控制風險，沒什麼事。克林頓便信以為真。魯賓原是高盛總裁，如此遊說，難逃為高盛遊說、替高盛謀利的?疑。金融衍生品交易一開，各種槓桿效應將風險不斷放大，政府最後已經愛莫能助了。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坦言，美聯儲根本看不懂那些交易，而且都在金融機構的賬外交易，無法監管。

　　高盛雖然被抓住了小辮子，但因為衍生品本身的複雜性，使得判決很困難。《華爾街日報》評論就說，美國政府拿出一把槍，讓輿論吓了一跳，但當政府開槍時，輿論看到的不是冒煙的槍，而是濺了高盛公司一身水的水槍。應該說，《華爾街日報》是看出了高盛案中的玄機。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當選總統，上台後不久就開始整治金融業，一下子贏得了民心。但羅斯福家族是美國東部的旺族，有美國東部工業集團作後盾。奧巴馬沒有這種後台，他當選很大程度上還得益於金融集團的支援。在這種情況下，他能拿金融集團開刀嗎？最後高盛欺詐案的判決結果就是，高盛同意被罰5?5億美元，與美國證交會達成了妥協。這筆罰單雖說是美國歷史上金額最高的罰單，但仍不足高盛公司2009年淨收入的5%。

　　美國的金融集團勢力越來越大，而美國的“民主政治”卻拿它們無可奈何，甚至民主政治的結果都由這些大佬們拿金錢決定。這使美國民衆對他們多年相信的美國模式優越論開始產生懷疑，而且一些社會學家的調查證明，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在減弱，社會底層的人向上攀升的機會越來越少，比例在下降。

　　美國人曾經自認為，美國社會的吸引力在於它可以提供實現“美國夢”的條件，來美國的移民都可以輕易地憑自己的雙手創造出巨大的財富，可以獲得房子、汽車，過上富足的生活。然而，危機後各種研究證明，“美國夢”正在破滅，美國社會給各階層特別是社會底層的人提供的改變自己身份地位的可能性正在大幅減少，美國的社會流動性甚至低於它的鄰國加拿大和大部分西歐國家。美國在社會流動性方面落後的原因可能是，貧困情況太惡劣，以至於窮人的孩子無法找到改變自己地位的辦法。特別是，美國的大學教育以私立大學為主，而企業雇人時又很註重大學文憑，窮人的孩子付不起私立大學的學費，當然就沒有可能得到這種機會了。 Jason DeParle， “Harder for Americans to Rise From Lower Rungs”i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12.

　　有關美國社會不平等的辯論由來已久。但過去替美國制度辯護的聲音認為，美國社會中收入差距雖然大，但美國制度是公正的，因為社會流動性很高，誰都可以順著社會的階梯爬上去。現在，研究表明，美國社會不僅不平等，而且流動性不高。那麼，人們對美國社會制度優越性的懷疑就會變得越來越大。

本文摘自《美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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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通過對美元霸權從興起、確立到達鼎盛以及遭遇挑戰而逐漸衰落的原因做詳細的分析與闡述，完整而客觀地展示了美元這只貨幣戰爭中的猛虎曲折霸氣的發展歷程。同時指出，美元的興衰歷程對人民幣的前景具有參考價值。本書作者是業界的權威人士，論述有理有據，是不可多得的美元版的貨幣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