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危機的最後導火索是流動性的突然枯竭

　　“流動性”是用來形容買入及賣出的難易程度。任何制造業的工廠都是非流動性資產，要處理掉這樣的非流動性資產要耗費大量時間，且成本很高。然而，在股票市場上交易的資產和其他形式的金融產品流動性很強，被認為能促進市場的交易與發展。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股票具有很高的流動性。通過經紀公司，投資人可以在數秒內將股票售出，且只需支付不到10美元的佣金。

　　也正是這些流動性為許多投資銀行創造出驚人的利潤。在投資銀行業務中，其收入的每一美元中有80美分來自買入和賣出有價證券，只有14%來自為企業籌資和提供咨詢服務。

　　但是，流動性也有缺陷，可能突然中斷或枯竭，讓市場陷入癱瘓。互聯網股票的流動性吸引人們去購買它，人們堅信股票能夠及時賣出。次級抵押證券的流動性突然中斷是引發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起初，住房按揭貸款所有者認為他們能輕鬆賣出同華爾街公司發行的抵押債券綁定的住房貸款，因此他們給所有人都放貸款。但是，當人們覺得市場的表現不好時，大家都試圖在同一時間賣出手中的資產，流動性在人們最需要它的時候卻突然消失，突然導致市場失效。

　　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開始懷疑金融業的大發展對美國經濟是否有益。比如，在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後，30年代的美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大蕭條。羅斯福當選總統後，著手整頓造成危機的美國金融業，隨後的一段歷史時期被經濟史學家稱為“金融壓抑”時期。在此期間，美國政府作為監管者和決策者，所做的最重要決策就是抑制銀行業的增長，這也反映出美國公衆對華爾街的作用滿腹狐疑，對金融家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美國政府一方面限制銀行的利率，另一方面禁止存款機構發行有價證券，並通過法律防止金融機構合並，大大縮小了金融企業的規模。但在“金融壓抑”期內，美國未發生更大的經濟危機，而同時工業資本回報率、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增長率卻不斷上升，使數千萬美國人邁入了中產階級行列。

　　而20世紀80年代初以後，美國的金融業大發展，但美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卻停滯不前。這是巧合嗎？長期以來，美國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都認為，讓金融業自己評估自己的業績和金融企業的價值是天經地義，卻忽略了市場失靈和其他問題的影響。即使當2007年發生了次貸危機後，國會和白宮還都對華爾街言聽計從，盲目地認為華爾街的興衰對美國的繁榮至關重要。但是，有一些像伍利這樣的異見者開始質疑這種觀點。他們認為，金融創新沒有什麼社會價值，特別是得不到任何經驗論據的支援。

　　（\[美\]約翰·卡西迪：《華爾街到底有什麼用——投資銀行家所為大多沒有社會價值》，張徵、徐步摘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0期）。

　　危機爆發後，一些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從其深度和突發性來看，美國經濟和金融危機是令人震驚的，讓人聯想到最近一些年在新興市場——韓國（1997年），馬來西亞（1998年），俄羅斯和阿根廷——出現的那些危機。在這些事件中，國際投資者們擔心該國或金融業無法還清堆積如山的債務，突然停止了貸款。每一次，恐慌都會愈演愈烈，銀行被債務壓得無法翻身，最終變得根本無力清償那些債務了。

　　曾經擔任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的西蒙·約翰遜認為，不僅美國危機的表現形式與新興經濟體的危機很像，而且其背後的情況更像。那就是在危機爆發前，金融精英們掌控了政治權力，讓政治決策越來越向有利於金融商業利益的方向發展，使經濟越來越圍繞著金融家轉。這就意味著，經濟變成了一場越來越大的賭博，而政府卻是這場賭博的擔保人。更令人震驚的是，當危機爆發後，這些金融家們還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阻礙政府採取針對他們的改革，結果就是經濟遲遲走不出金融危機的陷阱。

　　 Simon Johnson “The Quiet Coup”in Atlantic Monthly, May 2009.

　　歷史地看，美國的金融業並不一直能對政權施加如此大的影響。但從里根政府起，金融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以至於人們開玩笑說，如果想從政，那就最好從做投資銀行的業務開始。

　　美國近代金融業的蓬勃發展，始於里根總統執政的時代。當時，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決定開放銀行的利率管制，讓利率浮動起來。隨著各家銀行的利率波動加劇，債券交易變得有利可圖。證券化的發展促使利率掉期、信用違約掉期等產品的出世，大大增加了市場上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量，銀行家可以從中大賺其錢。社會的老齡化，加上美國人平均收入的增長使越來越多的人投資於證券，金融業發明的IRA和401（k）計劃又給金融市場錦上添花。

　　 IRA和401（k）計劃分別是美國第二大和第一大退休儲蓄帳戶。其中，401（k）計劃由於其繳費和稅收延付特點，已經為越來越多的美國大中型公司採?；而IRA由於其稅收優惠和操作簡單，越來越多的家庭和個人利用它保證退休儲蓄。401（k）計劃和IRA作為長期資金供給者在美國共同基金和資本市場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總之，這些金融產品的發展大大提升了金融服務的利潤。後來，克林頓政府與喬治·佈什政府在金融放鬆管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金融部門創造和集中了巨大的財富，使銀行家們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過去，美國人認為，只要對通用公司好的事，就是對美國好的事。但隨著金融業的迅速發展，美國輿論的態度變了，認為只要是對華爾街好的事，就是對美國好的事。美國的銀行和證券公司已經成為對美國政治競選運動捐資最多的公司。難怪美國政界的內部人士認為，保證大型金融機構的利益和美國自由流動的資本市場，是保障美國在世界上至高無上地位的最重要因素。

　　看看紐約華爾街和首都華盛頓之間的人脈流動，也可以感覺到金融界與政界的這種互動關係。羅伯特·魯賓曾任高盛公司的總裁，在克林頓政府擔任財政部部長，退下來便接手了花旗集團，成為執委會主席。亨利·保爾森，曾任高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佈什政府後期任財政部部長。保爾森的前任斯諾，在離開佈什政府後成為一家資本管理公司Cerberus的總裁，這是一家大型私人資本運營公司，它的董事中還有前副總統丹·奎爾。艾倫·格林斯潘在離開美聯儲後，成為Pimco公司的顧問，這家公司也許是國際債券市場最大的玩主。

　　金融界在美國的政治決策中占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於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與國會仍然認為政府必須用財政的錢來拯救金融體系。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後，財政部部長保爾森要求國會拨款7000億美元，從銀行購買有毒資產，不附帶任何條件，國會也不得對他的購買決定進行司法調查。許多觀察家懷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為這些資產多付些錢，讓銀行解套。最後，這樣一個公然補貼銀行的計劃在政治上無法被國會接受，該計劃最終擱淺。

　　後來，國會通過的方案是用這筆錢向銀行註資，讓銀行用對自己有利的條件去購買那些在股市上不斷下跌的他們自己的股票。隨著危機的深化，金融機構需要更多的說明，美國政府就創造出了更新的補貼銀行的辦法。但因為這些方案變得如此之複雜，民衆已經無法理解。

　　右有“茶黨”，左有佔領華爾街，美國的政治競爭趨於極端化

　　美國的債務危機在深化，美國的政治競爭也趨於極端化，債務問題成為反映這一趨勢的舞台。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2011年4月29日已高達14?288萬億美元，超過14?236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如果國會不放寬債務上限，聯邦政府到8月初就會陷入“破產”的境地。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開始向奧巴馬的民主黨政府發難了。

　　債務上限的做法來自191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第二次自由債券法》，目的是使國會能夠定期檢查政府的開支情況。該上限既確認了國會和政府承擔財政義務，使政府在赤字條件下可以繼續借入資金，同時也表達了量入為出的財政管理希望。然而，最近一些年來，美國政府赤字的增長加快，債務負擔也就隨之不斷增長。

　　從2007 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算起，債務上限已經提高了6 次，總額為5?329 萬億美元。這幾年美國經濟低迷，為刺激經濟回升，政府採取了減稅和增加開支的辦法，致使財政收入持續減少，債務不斷增加。自奧巴馬上任總統以來，美國國會已經3 次提高債務上限，提高總額為2?979 萬億美元。

　　然而，這一次美國國會讨論再次放寬債務上限的問題時，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卻對奧巴馬政府的提案不斷提出反對，致使談判幾度失敗。市場上懷疑債務上限如不能按期得到提高，美國將爆發債務危機。機構投資者紛紛抛售手中的美國國債，使部分美國國債的利息已經開始上升。如果美國政府發生債務違約，美國版的“債務危機”將對國際市場產生很大的沖擊。

　　美國國債市場規模大，國債的流動性也高，再加上有回購市場和衍生市場共同支撐，其影響遠遠超過政府財政融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的基本職能。美國國債已經成為全球交易中的擔保品和安全港，而與其他國家的國債不同。很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的主要操作工具也是美國國債。因此，許多國家都把美國國債作為外匯儲備的重要組成，機構投資者也握有大量美國國債來對沖風險。

　　一旦美國國會不提高債務上限，而出現到期的美國國債付不出利息，或無法兌現，那將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而且，除了美國國債——聯邦政府的債券外，市場上那些由國債或美國政府擔保的債務產品，如市政債券等，以及由政府支援的重要銀行機構的債券都可能隨之下跌，引發一場“金融海嘯”。

　　正因為這種關聯性太重要，因此當國會開始辯論國債上限之初，華爾街的金融家們根本不以為然，認為國會提高債務上限的遊戲會繼續玩下去。況且，由於有大量機構投資者手里握的國債是不可隨意抛出的，美國政府若真無法支付到期的債務，還可以與這些機構商讨如何重新安排這些債務的問題，不會馬上引起市場的崩潰。然而，這次國會共和黨多數派似乎就是不想讓步，奧巴馬政府拿出的幾次方案都沒被通過。國?只同意短時提高債務上限，而奧巴馬政府認為，短期提高債務上限有害於美國經濟，將使美國主權債務評級被下調，會使每個美國人的信用卡、住房和汽車貸款利率被迫上升。

　　其實，美國政壇上的兩黨已經不是第一次在債務上限上“攤牌”了。克林頓當政時期，民主黨控制的行政權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也曾在債務上限問題上有過激烈的對抗。1993 年8月，美國國會將債務上限提高至4?9 萬億美元。但到1995 年秋，國債水平已達上限，並於11 月15 日開始停止新債發行。這期間，1994 年民主黨中期選舉失利，共和黨控制了衆議院。在提高聯邦債務上限問題上，衆議院堅決反對克林頓政府的建議，部分政府機構和聯邦金融服務機構被關閉。為應對危機，美國財政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將部分國債轉為非國債；對一些基金持有的國債延期支付；對某些交易穩定基金持有的到期國債不予展期；發行一定量的不受債務上限法案制約的特定債券。直到 1996 年3 月29 日，民主、共和兩黨才達成一致，將債務上限提高至5?5 萬億美元，1995-1996年的債務上限危機才告結束。其實，仔細推敲起來，克林頓政府的行為已屬某種程度的債務違約。但由於財政部選擇的違約對象為受到政府控制的基金，影響範圍較小，對於整體債券市場的沖擊也相對較小，並未影響世界市場，也未影響克林頓時期美國的經濟繁榮。

　　這次奧巴馬政府提高債務上限的努力又遇到了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掣肘，而且政治背景也與克林頓政府時遇到的差不多。共和黨反對民主黨的社會福利開支政策，認為那是造成美國債務不斷突破上限的問題所在。共和黨掌控的議會經常要民主黨政府做出明確可行的削減福利開支的計劃後，才允許政府繼續提高債務上限。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大選的背景。1996年與2012年均為總統大選年，共和黨掌控的議會給爭取連選連任的民主黨總統制造點麻煩，也在預料之中。

　　但是，美國立法權與行政權之間的政治爭鬥有可能讓美國政府的國債成為犧牲品，這一結果卻讓外界、特別是那些國際投資者開始擔心美國政治制度中的制衡因素會不會使國家的治理陷入癱瘓。分權與制衡雖然來源於美國政治制度初始時的設計，但這一原則的前提是必須有妥協精神。如果只講制衡不講妥協，權力制約型的政治就可能陷入僵局。幾種權力之間互不讓步，公共治理就會陷入癱瘓，百姓就會失去對公共權力的信任。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美國政壇上“茶黨”異軍突起，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公衆開始懷疑傳統的政黨政治。

本文摘自《美元霸權》

　　本書通過對美元霸權從興起、確立到達鼎盛以及遭遇挑戰而逐漸衰落的原因做詳細的分析與闡述，完整而客觀地展示了美元這只貨幣戰爭中的猛虎曲折霸氣的發展歷程。同時指出，美元的興衰歷程對人民幣的前景具有參考價值。本書作者是業界的權威人士，論述有理有據，是不可多得的美元版的貨幣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