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開始懷疑制造了30年“繁榮”的金融業的價值

　　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美國的輿論開始懷疑金融業對現代社會的真正意義。難道，金融業就是炒作債務，像古代的煉金術士能“點石成金”一樣，用一紙協議就把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債務都轉化成了資產？

　　1952年至1981年，美國債務的增速保持在中等水平，GDP的比例由126%上升到了168%。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因為新自由主義思潮在理論及實踐上都占了上風，金融放鬆管制，債務與GDP的比率迅速上升，到2008年達到了349%。美國金融資產的情況也大同小異。1952年至1981年間，美國金融資產總額為GDP的3至4倍，到2007年達到了GDP的10倍。從世界範圍看，情況也大致相當：全球金融資產的總額在1980年占全球GDP的110%，到2006年這一比例達到了346%。

　　（ \[美\]約翰·卡西迪：《華爾街到底有什麼用——投資銀行家所為大多沒有社會價值》，張徵、徐步摘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0期）。

　　金融業在美國經濟中所佔比例迅速攀升。比如說，2007年美國金融業的利潤占美國全部利潤的40%，在1980年時僅為10%，而金融業雇用的員工數僅為勞動人口總數的5%。

　　隨著美國推動其他國家也放鬆金融管制，造成了金融資產的全球化趨勢。而推動這一過程的那些機構投資者，則從開放的全球市場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利。按照這些機構的評判標準，上市公司應該保持每年有15%左右的利潤回報率。否則，這些機構投資者就跑到其他市場去碰運氣了。其實，這麼高的利潤率從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能夠提供這麼高利潤回報率的工業企業寥寥無幾。

　　由於沒多少企業能創造出如此高的利潤，許多企業在股東們的壓力下，只得將自身的資產以紅利或認購股票的形式分給股東。換言之，是美國的股市在向股東們分錢，而不是股東在向股市註資。正是這種追逐高利潤率的趨勢影響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使它們的企業紛紛外遷，從而導致美國和歐洲的產業工人不斷減少。

　　企業外遷，導致勞工與資方談判、爭取提高工資的能力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總統里根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了推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美國與英國與工會展開了殊死的鬥爭，最終終於搞垮了工會。在泰羅制或福特制大行其道的時代，因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企業的收益增長很快。為了擴大市場，福特等老闆便把一部分增加的利潤分給員工，以刺激需求，最終刺激生產。而到了“全球化”時代，資方與勞工方完全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勞工方一提加工資，資方便以把工廠遷走要挾，所以實際工資原地踏步，這自然會影響到需求的增長，影響到經濟的增長。於是，家庭只得靠借債過日，債務經濟成為大家度日的基础，但後來的結果則不那麼令人滿意。

　　這些現象還產生了另一個後果，即分配不公平的現象加劇。隨著企業的上市，高級管理層完全站到了老闆的一方，因為管理層的薪金計算方法是看企業在市場上的表現，這就使管理層與股東的利益捆綁在了一起。因此，發達國家企業內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在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與管理層的平均工資相差40至500倍。

　　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經濟學界不斷重申，市場是分配資源的最佳途徑，是自動導致經濟平衡的穩定器。任何破壞市場作用的舉動都會導致失衡。然而，危機後人們才發現，正是金融自由化才導致了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失衡，令人震驚的是，市場根本無力改變這種失衡現象，甚至也無力緩解一下這種失衡的局面。

　　金融自由化曾被認為是促進企業融資、特別是有利於新技術企業融資，因而帶動技術革命的動力。然而，如果認真分析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對華爾街而言，為新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只占其業務的很小一部分。2001年，紐約納斯達克股市上的科技泡沫破裂後，美國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的數量一直未恢復到以前的水平。2010年第三季度，只有33家美國公司上市，募集資金數額僅50億美元。絕大多數華爾街人沒有再費力尋找下一個蘋果公司，或為埃克森美孚扶植一個環境友好型的競爭對手。他們最喜歡幹的事就是收購、賣出現有公司和資本專案的有價證劵，或曰操作非實體經濟。他們看中的是股票價格漲跌和易手率。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股票、債券、貨幣、期貨和其他有價證券衍生品交易量一直呈上升態勢。2010年前9個月，摩根士坦利的銷售和交易額占集團收益的36%，在利潤中所佔比例更高。傳統投資業務，即為企業籌資和提供咨詢的業務，在公司收益中的比例低於15個百分點。高盛公司對交易依賴度更高，2010年7月到9月，高盛交易額為總收益的63%，公司金融業務僅占13%。

　　（\[美\]約翰·卡西迪：《華爾街到底有什麼用——投資銀行家所為大多沒有社會價值》，張徵、徐步摘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0期）。

　　實際上，美國大銀行出現的“異化”現象就是從傳統的為工商業企業提供融資的業務轉向了自己經營金融產品的業務，其收益增減不再依賴客戶的資金需求，而是從市場的短期波動中發現賺錢新機會的能力。因為金融交易已成為核心業務，大銀行都長期致力於開發新金融工具。這種新工具只有全能的大銀行能銷售，其他的競爭對手則暫時不具備這種能力。銀行經營的類似污染許可和災難債券等新型金融產品，創造出了可觀的利益，同時也為社會帶來了一些益處。但與此同時，銀行創造出的另一些新工具則沒太大意義，有些甚至根本不被市場認同，不僅給銀行造成很大損害，還會造成巨大的附帶損害。在美國國會金融調查委員會的一次聽證會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認，金融創新“並非都是好事”，有些新工具放大了金融風險，有些工具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不公平優勢，而非建立更高效的市場”。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義上講的美國金融從業人員，從近500萬急劇增加到750萬餘人。同時，金融企業的盈利能力相比其他行業也大幅提升。如果把美國企業創造的利潤比作一塊蛋糕，在20世紀80年代前，金融公司切走的部分約占1/7；2006年美國金融業的盈利達到了巅峰，金融公司切走的部分為1/3。即使在金融危機發生後的2010年，金融公司切走的那塊蛋糕也超過了1/4。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到1980年，美國金融業從業人員與其他行業同等資歷人員相比，平均薪酬一樣多。2006年，金融行業工資比其他行業高出60%。在金融業中最富有的階層——華爾街，資金更是漲得一發不可收拾。2009年，當很多人面臨工資凍結甚至更糟糕的狀況時，高盛、摩根士坦利和摩根大通等投行雇員平均工資暴漲27%，超過34萬美元。此數字把收入一般的前台接待和收發室人員也算在內，由此可見，高級銀行家的薪酬遠不止這點。據報道，高盛公司近1000名雇員在2009年每人獲得至少100萬美元的紅利。

　　所以，華爾街令頭腦精明的年輕人趨之若鹜。2010年春，哈佛大學近1/3的畢業生選擇投身金融業。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本傑明·弗里德曼撰文慨歎道：“這麼多技能最熟練、受過最優良教育、充滿激情的年輕公民，全都奔向金融業了。”

　　金融業市場優越論的假設是，在充分競爭的市場上，金融企業會為投資委託者尋找最好的投資途徑。但不斷爆發的金融危機卻證明，銀行等金融機構並不總是為存款人和投資者委託給他們的資金尋找最高效的投資途徑，它們可能會盲從潮流，無視泡沫。這種盲從的“羊群效應”會把資本註入幾乎沒有價值或沒有長期價值的專案里去，比如在20世紀2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高潮時，美國人瘋狂地在佛羅里達州的沼澤地大規模投資開發不動產。當泡沫破裂後，這些投資變得一錢不值。金融機構還會向顧客兜售不透明的投資產品，比如債務擔保憑證。由於信息不對稱，銀行可能向客戶收取高額費用，讓客戶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誘導承擔風險。保羅·伍利是位很有影響力的金融家，他在倫敦經濟學院設立了一個伍利資本市場紊亂研究中心，專門研究金融產業對經濟的實際影響。他的研究成果令人失望，他在一篇文章中說：“錯誤定價向資源分配釋放了錯誤的信號，在最壞的情況下，會導致股票市場的爆炸式擴張和崩潰。”他還說：“尋租導致勞動力和資本的錯誤分配，將大量財富轉移到銀行家和金融家手中，甚至可能引發系統失敗。兩種方式都各有社會後果，但一經結合，可能導致一場財富毀滅的風暴。”

　　（ \[美\]約翰·卡西迪：《華爾街到底有什麼用——投資銀行家所為大多沒有社會價值》，張徵、徐步摘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0期）。

本文摘自《美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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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通過對美元霸權從興起、確立到達鼎盛以及遭遇挑戰而逐漸衰落的原因做詳細的分析與闡述，完整而客觀地展示了美元這只貨幣戰爭中的猛虎曲折霸氣的發展歷程。同時指出，美元的興衰歷程對人民幣的前景具有參考價值。本書作者是業界的權威人士，論述有理有據，是不可多得的美元版的貨幣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