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蘇伊士運河：凝聚與分裂(1)

　　蘇伊士運河所凝聚起來的，也因為它而分裂。

　　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歐、亞兩洲之間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運河開通三個月後，倫敦、孟買間的航運成本下降了30％；這條運河的開通，再加上輪船的廣泛使用，在十年間，馬賽到上海的航程由110天縮減為37天。人員、產品的流動和觀念的變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蘇伊士運河對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影響最大，該群島是哥倫佈時代所謂的“香料群島”，也就是今天的印尼。很多歐洲人自信地預言，隨著蘇伊士運河的開通，該殖民地與歐洲的關係日趨緊密，西方人的習俗終將取代當地的習俗；西方文化在群島上普及後，群島上的馬來人、印度人、華人等，也將對西方文化產生認同，並形成歐洲化的社會，當然唯歐洲人馬首是瞻。但實際上，蘇伊士運河所發揮的作用與此背道而馳。到了20世紀初，印尼表面上統一，但內部因階級、種族、宗教差異而嚴重分裂，荷蘭的控制開始鬆動，同時亞洲內部人民間出現敵對情緒，這種情緒至今無法消除。

　　蘇伊士運河開通後一年（1870年），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收到了第一份電報。1872年，荷蘭人鼓勵其他歐洲人投資這塊殖民地，原本人煙稀疏的外島出現了大量煙草田、咖啡園、可可園、橡膠園，不久後這里發現了錫礦區和油井。1873年，為保住最珍貴的外島蘇門答臘，荷蘭人和當地的亞齊人發生了長達30年的戰爭。最終，荷蘭擴大了殖民地範圍，確立了日後印尼獨立時的版圖。這片殖民地出現一種新的企業，這種企業有別於先前的殖民體制，更類似於現代的農業綜合經營體制。

　　1870年之前，東印度群島的出口商品大部分產自爪哇，而且幾乎都由農民生產。為便於統治爪哇，荷蘭人曾支援當地的傳統生活方式。農民一輩子待在村落，自給自足，受思想傳統的土邦主和村長統治；另外，他們還需要服徭役種植甘蔗等經濟作物（一般用來生產糖等出口商品）。徭役根據土邦主所轄土地、人民的數量分配。但現在，國際貿易的擴大，使荷蘭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而不是當地的傳統來經營殖民地。法國人、英國人排幹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不久後從英國的科芬特里（Coventry）到中國廣東，都可吃到南越、緬甸的大米。東印度群島的勞工一旦可以吃到進口大米，歐洲人立刻將這些外島開辟為大型種植園，不再生產糧食，只生產出口作物。種植園需要大量人手，為維持廉價工資，歐洲人從人口稠密的中國、印度、爪哇引進大量“苦力”。有錢的華人跟著遷移過來，經營糧食零售、典當、鴉片等生意；擁有種植園的歐洲人地位最高，處於這個移民社會的最頂層。歐洲人原來扶植的土邦主和村長，這時被打入冷宮，其角色被較“現代”的行政人員（工頭、收債人、法官、警察、私人警衛）取代。即使在爪哇，出口也由於大米進口量日增而趨於專業化，更多農民被直接帶入現代經濟。

　　但蘇伊士運河所凝聚起來的，也因該運河而分開（部分原因是它改變了歐洲人生活、統治的方式）。由於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家鄉的產品（甚至冰！）和訊息，新一波歐洲人來到東印度群島。他們被稱做trekker（短期僑居者），以有別於先前來此的blijver（長久僑居者）。他們只把東印度群島當做工作中的一個地點，最終還是要回到歐洲。僑居當地時，他們過著和家鄉一樣的生活。新一拨來此的歐洲人帶妻子同行；先前的長久僑居者則娶當地女人為妻，以通過姻親關係打進當地上層社會。新一拨歐洲人不願與當地人直接往來，大部分不願學馬來語。數百年來，馬來語在從蘇門答臘到呂宋的廣大地區間，一直充當貿易語言，直到歐洲人到來。許多未婚的短期僑居者，非常瞧不起當地的“土著”，所以常常和日本女人同居（在那個種族歧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毫不避諱的年代，日本女人被認為是“較高等級的亞洲人”）。歐、亞洲人婚生的混血兒，先前還被認為和歐洲人地位差不多，現在成為比“纯種”歐洲人低一級的另一個階層；因此，很多混血兒否認自己的亞裔血統，極力甩掉“東印度群島”的痕迹。

　　別的僑居民族也開始形成一個生活圈，排斥異族。新一拨華人移民也發現，與家鄉保持聯繫，比以前要容易得多；繼歐洲人之後，他們也開辟出纯華人的聚居區，建立強調中華文化傳統的學校，創辦只有華人可以加入的貿易組織和民間團體。華人上有地位更高的歐洲人鄙視，下有地位較低的馬來人敵視（華人掌控了放貸、稅款包收、毒品買賣，自然引來馬來人敵視），在這種處境下，他們創立了東印度島群最早一批“民族主義”組織，但他們所心系的國家是中國。這些組織早期的活動包括為祖國的政治運動（包括1911年推翻清朝的革命）募款，要求殖民當局給予華人等同“歐洲人”的地位——殖民當局早就給予了日本人等同“歐洲人”的地位。

本文摘自《貿易打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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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常常給全球化和商品化帶來無法預測的後果，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發展、突變，新觀念革命都與貿易相關。貿易將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人聯結在一起，貿易促成了全球化，貿易改變了各地的自然世界、社會世界。從某種程度上說，是貿易打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
　　本書從市場準則的形成、運輸手段所開啟的觀念革命、致瘾性食品的經濟文化、暴力經濟學等七個主題講述世界經濟創造中的盛衰消長，以及五百年的全球化積累下，21世紀的人們必須面對的嚴重問題。
　　本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建基於1400年以來的全球貿易體系的世界觀。書中對什麼時候由商人發動戰爭效率最高、貿易如何使鳥糞變成黃金、擁有最大艦船的明朝為什麼未能贏得海上霸權、華爾街如何使美國的金融霸業落空等問題，都提供了別具洞見的答案。
　　如果不是為了趕時髦，喊喊全球化的口號，那就需要一套更複雜、也更具歷史包容力的世界觀來重新理解全球化這件事情。彭慕蘭教授的這本書是無法、也不該被錯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