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海外代理人與效率(3)

    很多情況下的代理關係都是這種情形，即如果其他條件相同，這些信念會降低商人要代理人保持誠實所要付的支出。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它降低了行騙者從其他地方得到獎金的可能性。另外，這些信念使得商人在雇佣代理人完成雙方事前都了解的任務時，可以縮短時間。一個代理人在欺騙某個商人的時候，會有失去與其他聯盟成員關係的風險，而代理人的終身期望效用要比與該商人的聯繫重要得多。因此保持代理人誠實的獎金並不受這個代理人和某個具體商人期望相處時間長短的影響。

    理論分析可以得出很多假說，但都需要證據來檢驗。基尼紮的文獻有聯盟運作最直接的證據。它表明代理關係由多邊聲譽機制治理；商人基於代理人過去的行為考慮將來的雇佣，強化著集體懲罰，排斥被認為有欺騙行為的代理人，直到其補償了受損的一方。文獻進一步表明，代理人願意犧牲目前的利益來維持他們在商人群體中良好的聲譽。

    聯盟中集體懲罰的證據是在兩封日期為1055年的信件中發現的。一個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代理人阿佈恩（Abun ben Zedaka）被指責（盡管不是法律上的控告）盜用一個馬格里佈商人的資金。當被指責的訊息傳到其他馬格里佈商人耳朵里，遠在西西里的商人取消了和他的代理關係。

    在十一世紀的頭十年，突尼斯有名的商人薩姆杭（Samhun ben Da’ud ）給在福斯塔特的商業伙伴約瑟夫（Joseph ben’Awkal）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反映了商人們知道對未來關係預期這個激勵因素的重要性。約瑟夫明確表示，他會考慮薩姆杭的記錄，以決定是否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合作關係：“如果你好好地打理我生意，我就給你發貨。”這封信反映了未來合作關係是基於以前的行為——這就是聲譽機制的精髓。

    這封信也反映出，聯盟成員一般使用預期會受到經濟制裁和集體懲罰的方法、而不是社會制裁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約瑟夫相信薩姆杭沒有及時移交收入，因此以不提供代理服務的方式對其進行經濟制裁。他也沒有理睬薩姆杭償付福斯塔特的兩個債權人的請求，甚至沒有向他們通知一下。最終，薩姆杭知道了真相，“每個人都收到了這些充滿指責的信件。”他抱怨道：“我的聲譽正被毀滅。”

    這些信件也反映了這種代理關係是怎樣建立起來的，以及它們的本質。它說明了，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關係，而不是互助或利他主義的內在化的規範，激勵著雙方維持這種關係。薩姆杭認為，做約瑟夫的代理人有兩個原因：第一，他想得到代理人應該得到的利潤。“你認為我不應該從你那里得到10個第納爾，但是你從我這里得到有這個數目的10倍。”另外，他還提到，他把約瑟夫的珍珠賣到了百分之百甚至更多的利潤，“難道我就不應該拿到這些利潤的四分之一嗎？”

    薩姆杭想維持這種代理關係的第二個原因是，他想增加資本的期望價值。他寫道：“我想要的是從您高居的社會地位上得到一些說明，以及您能對我的利益的照顧”，“我給您送東西是想從您高居的社會地位上得到回報。”註意商人能夠通過控制代理人的預期收入流來創造一個收益差距，使誠實代理人的未來效用流大於行騙者的效用流。因此，這封信也意味著代理人既得到工資溢價，也得到資本溢價。

    害怕失去聲譽的威懾力可以從一封信描述的事件中清楚地看出來，這封信在1059從西西里的馬紮熱（Mazara）寄出。寫這封信的人曾非法地在突尼斯的斯法克斯（Sfax）出售亞麻佈（在船只抵達和貿易季節正式開始之前），以一個單位13第納爾的平均價格出售。當船只到達時，價格已經跌倒一個單位8第納爾了，買者拒絕按照約定好的價格購買。但是最終還是按照以前達成的價格買了，僅僅是害怕由此而損壞他們的聲譽。正如賣者寫道，“我們是幸運的……要不是他們害怕失去聲譽……我們將得不到任何東西。”一封大約在1050年由巴勒莫的梅耶姆寄給福斯塔特的納哈瑞信中也表明，某個代理人和商人的關係會被其他聯盟成員所關註。在讨論到納哈瑞和他在巴勒莫其中的一個代理人的沖突時，梅耶姆寫道，“你知道他是我們馬格里佈商人的代表，所以沖突使我們都很苦惱。”另外一封大約在1060年寄出的信，證實了害怕因機會主義行為而破壞未來關係這種恐懼的威懾力。在這封信中，代理人對造成商人損失的行為進行了辯解，因為他不希望別人說他抵觸商人的指示。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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