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面臨的挑戰(5)

    本書從多方面考察了中世紀後期商業擴張的制度基础，以及後來的政治和社會轉型。這個歷史事件被用來研究制度的一般性質、它的動態變遷及其含意。畢竟，正如貿易理論所宣稱的那樣，貿易擴張不是對禀賦與技術變化的反應，更可能的情況是，新制度為市場和政治單位提供了基础，在啟動貿易、創建一個制度發展與貿易擴張相互補充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對於這一時期在歷史和理論上的重要性，已經引起了採用“以規則為制度”的方法的學者的註意。在他們看來，一旦封建戰爭減少，和平的環境就會使人口增加，並使人們實現“有著潛在共同利益的歐洲各部分之間商業活動”的利潤（North and Thomas 1973，第11頁）。隨後的制度發展反映了人們減少交易成本的努力。“由貿易复興……導致的許多制度安排[如保險合同和貨物提單]，都是設計出來用以減少市場缺陷的。”

    這種解釋將貿易的复興歸功於外生的政治事件，這些事件直接導致了出於效率考慮而產生的制度發展。然而，這個命題忽視了許多相關問題。如果有的話，究竟是什麼制度抑制了戰爭？當時不存在一個“國家”能夠阻止不同政治實體之間的戰爭，在一個政治聯合體中也沒有一個實體具有壟斷性的強制力。那麼，和平是如何維持的？在整個中世紀後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提供遠程貿易所需要的制度。當商人將他們的商品輸往國外時，是什麼制度保障了他們的產權？來自歐洲不同地方的人們簽訂了跨時、跨地區的合同，是什麼制度為人們執行了這些合同？

    貿易的擴張僅僅是和平與要素禀賦的函數嗎？或者說從過去傳承下來的制度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貿易的擴張？為什麼在歐洲出現的制度安排與其他（技術上相似的）經濟體的不一樣？為什麼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和穆斯林世界、和拜占庭世界具有相同的合同與組織形式，而到了15世紀卻不一樣了？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有必要突破“以規則為制度”的視角，突破將制度發展看做是對和平與貿易收益的必然反應的認識。需要考察在政治當事人與經濟當事人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制度要素的起源和表現，以及如何形成均衡等問題。尤其如本書的歷史分析所證實的那樣，要理解中世紀後期的商業擴張，就必須考察國家與市場的制度基础。

    歷史研究觸及到了西方興起這一問題。這次興起，以及更一般的歷史規律，現在被歸因於多種決定性力量。一些學者贊成技術與環境決定論，將歐洲的成功歸功於那里的煤炭儲量，以及擁有適合與新世界進行貿易的港口（Diamond 1997；Pomeranz 2000；Sachs 2001；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 2002）。另一些學者贊成文化和社會決定論，稱經濟與政治績效反映了從過去傳承下來的社會資本與信任（Putnam 1993； Fukuyama 1995）。另一條研究思路則認為西方世界的興起是一個現代現象。實際上，如果以食品消費、市場一體化以及其他指標來衡量經濟績效，直到19世紀晚期歐洲也沒有超過世界上其他地區（Pomeranz 2000； Shiue and Keller 2003）。這些發現支援了一個推斷，即歐洲的成功取決於近代的一些事件，如以礦物為基础的經濟、殖民主義、以及大西洋經濟的興起等（Pomeranz 2000； Acemoglu et al. 2002）。

    本書的歷史研究表明，早在中世紀後期西方就發展出了不同的制度。西方世界的某些社會組織處於有目的地創建的制度的中心。無論是政府，還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础的社會組織，如部落和氏族，都不處於這些制度的中心。相反，以利益為基础的、自治的、不以血緣關係為基础的社會組織才是這些制度的中心。這些社會組織主要是社團（corporation）形式，對中世紀後期歐洲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在近代的增長時期也是如此。

    以下一些因素，特別是從過去傳承下來的制度要素，有利於對這一時期社會組織的出現：個人主義的文化信念、不牢靠的以血緣關係為基础的組織（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會的利益與影響）、國家的制度性弱點以及使自治得到合法化的規範。這些歷史傳統意味著其他依賴於血緣關係的組織和國家不能從合作中獲益的。與此同時，經濟與強制資源的分配相對均勻，以至於在強勢團體的利益能被維護之前，必須調動許多其他人的資源。這樣，以利益為基础的、自治的、不以血緣關係為基础的經濟與政治社團得以建立起來。

    此後，這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即以自治、無血緣關係的組織和個人主義為中心的社會組織，支援了引導歐洲經濟與政治發展的行為和績效。這種社會組織作為一個共同特徵，存在於不同的歷史現象背後，如中世紀後期經濟的擴張、歐洲科學技術的興起（Mokyr 2002）、現代歐洲國家的創立、由個體行為者們而不是更大的社會單位組成的自治的、不以血緣關係為基础的社團的最終形成（Greif 2004b）。

    如果制度對經濟、社會、政治績效至關重要，並且如果制度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那麼西方最終成功的基础可能在於它過去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必須強調，這種推斷只是一種嘗試。令人驚奇的是，人們對於過去的制度知之甚少：與現在相比，那時歐洲與非歐洲地區的制度有更多的共同之處。此外，任何特定的制度集合，其相對效率取決於所處的背景。最後，從長期來看，西方的制度也可能會過度追求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而自我毀滅（見Lal 1998）；如果以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來衡量成功與否，那麼西方可能已經衰落了。因此，西方世界的興起是否反映了其制度的特殊性，還是更一般地說，由過去制度創建的顯著不同的制度動態變遷是否推動了歷史，這仍是一個問題。然而，值得註意的是，中世紀後期的特殊制度與現代歐洲的興起之間存在著關係。歐洲經濟發展的這兩個主要時期具有共同的制度基础。無論將西方世界的興起歸因於預先決定的因素，還是不久前發生的事件，都必須說明這些外生因素和特殊事件的含意都與歐洲制度的特殊性無關。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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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世紀前期各方面都顯著發達於歐洲的穆斯林世界，為什麼後來卻走向了與歐洲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甚至到現在，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仍然落後於歐洲？無數的社會科學家試圖對這個歷史之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本書的不同之處在於，綜合運用了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各學科的方法，通過案例研究和歷史分析，對中世紀後期東西方的大裂變給出了制度上的解釋。本書是制度經濟學領域的集大成之作，堪稱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