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格里佈商人聯盟

    第3章 合同執行的私序制度：馬格里佈商人聯盟

    在現代社會以前，由於貨物只有運到目的地才可以出售，所以商人為了管理到海外的貨物，必須對有關服務的供給進行組織（De Roover 1965；Gras 1939）。一個商人既可以和他的貨物隨船出海，也可以雇佣海外代理人來處理這些海外事務。後者通常更有效率，因為這使得他們能夠避免長途旅行帶來的風險和耗費的時間，還可以使他們的貨物在多個交易中心分散銷售。雖然這樣做更有效率，但離開適當的制度基础，這種代理關係不可能建立起來。因為代理人很可能有機會主義行為，從而盜取商人的貨物。

    本章將考察一個以聲譽為基础的經濟制度，我們稱之為聯盟——該聯盟使得馬格里佈（Maghribi）商人（十一世紀在地中海地區的猶太商隊）得以處理委託－代理交易中固有的合同問題。在以聲譽為基础的制度中，經濟交易和社會交往中的未來回報和懲罰是根據一個中樞性交易中的行為而定的。如果這種方法有效，那麼交易間的聯繫就能使人們事前保證不會在交易後發生機會主義行為。在這種代理關係中，代理人能夠保證誠實，並得到信任。對這種制度運行的考察，要求我們研究一些制度要素，這些要素培育了交易間聯繫，並使未來的效用基於過去的行為。這些考察尤其要回答如下問題：哪些交易創造了足夠大的懲罰或者回報、關於過去行為的信息是如何產生的以及為什麼強化制裁或提供回報是可信的（附錄C提供了對這些制度的分析方法）。

    有兩個交易間聯繫是馬格里佈商人關係的核心。第一，代理人－商人之間的交易與商人間的信息共享式交易相聯繫。由此形成的網路給商人提供了評價遠方代理人行為的信息，從而支援了機會主義行為很可能被揭穿的制度化信念。第二，每個商人和代理人之間的代理交易與將來這個代理人和群體內其他商人交易之間的聯繫。因此，可以預期到，群體內的每個商人都只雇佣會員作為代理人，而決不會去雇佣欺騙過其他成員的代理人。

    一個可信的集體多邊懲罰機制支援了這個信念，即今天從行騙中獲得的短期收益要比因誠實而獲得的長期收益要少。這已經成為群體內的共同知識，因此，商人們認識到代理人不可能從行騙中得到更多的好處。一個代理人獲得了誠實的名聲，商人們就會信任他，同時一組規則——著名的商人法（mechants’ law）——定義了什麼行為是合適的行為。馬格里佈商人的行為法規是一種社會規範，一種既不是官方，比如法院或立法者公佈的，也不是由法律制裁的威脅來貫彻強化的，但它一直有秩序地被人們遵守著（Posner 1997）。

    這種制度的組織化形式就是一種非正式組織——由相同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組成的商業網路。這種非正式組織是交易間聯繫創建過程的一種反映，也是該交易間聯繫創建的一種手段，這種交易間聯繫改變了商人——代理人關係中自我強化的信念集合。它是一種制度化信念的表現，即具有特定社會身份的每個人（他們屬於同一社群）會共享信息並集體懲罰行騙者。確實，這種社群的存在、人際間親密程度以及信息在其中流動促使了這個聯盟的興起。同時，與社群內其他成員交易的收益比通過聲譽機制在群體外建立代理關係的收益要大。因此，每個成員都有動力去維護其群體成員的身份，從而使得該社會實體得以存續。[59]

    對馬格里佈商人的分析是基於在福斯塔特（Fustat，老開羅城）發現的史料來源——著名的“基尼紮”（geniza，在希伯來語是“存放處”意思）。它包含大約有一千份合同、價目單、商人信件、賬目和其他反映十一世紀地中海穆斯林貿易的文件 。這些文件由馬格里佈商人寫下，他們最初主要居住在地中海的西部低窪地（“馬格里佈”在阿拉伯語中是穆斯林世界西部的意思）。由於宗教的原因，這些商人把他們每一份用希伯來語寫的文件都存放在福斯塔特的一個猶太教會堂的存放處（基尼紮）中。由於他們使用Judeo-Arabic（一種用希伯來文字寫的阿拉伯方言）進行商業通信，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基尼紮發現的文件構成了他們商業通信的一個代表性樣本（Goitein 1967，第149頁）。

    在本章的第一小節里，我會提供相關背景的信息和馬格里佈商人的情況，描述他們在代理關係中的行為模式以及這種模式的目的。然後，在3.2節里，我將讨論商人—代理人交易關係中承諾問題，並評價多邊聲譽機制減輕了承諾問題這個從歷史中提出的推斷。在3.3節中，對這個承諾問題建立一個模型，旨在決定我們這里所假設的制度能不能構成一個均衡，以及為什麼會構成一個均衡。3.4節使用這個模型進行預測，從而進一步證實了代理關係是由聯盟所治理的這一推斷。此外，還讨論了商人法在對馬格里佈商人集體反應進行協調中的作用。3.5節將探讨這種分析的意義。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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