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面臨的挑戰(1)

    各個社會都有著不同的“技術”特徵，如地理位置、有用知識和資本存量等，這些特徵的差異對經濟績效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各個社會同樣也有不同的“非技術”特徵，如法律及其執行方式、配置和保護產權的方式、腐敗狀況和信用程度。我們通常將這些非技術的特徵稱作制度。在對制度及其與非技術特徵的關係進行重新界定之前，我仍採用這種習慣上的定義。

    經濟理論表明，制度影響著工作、儲蓄、投資、創新、生產和交易等行為的決策，所以制度差異會影響經濟績效。計量經濟分析表明事實的確如此。雖然研究結果只是試驗性的，但它們表明更好的產權保護，更強有力的法律，更高的信用程度與更好的經濟績效之間是相關的。

    計量經濟分析和案例研究還表明，不同的社會在非技術特徵上的差異有其歷史根源。一般認為，這種差異反映了過去的文化、社會和權力組織，以及早先的共和政治傳統等等。（Greif 1994a；Glaeser and Shleifer 2002；Putnam 1993）。在發展中國家，這種差異反映了殖民時期的環境、殖民者的背景（North 1981），以及初始的財富分配狀況（Engerman and Sokoloff 1997）。

    然而，對於制度研究來說，這些發現只是開始而不是最終結果。要想理解這些發現背後的因果機制，需要超越對各種非技術因素與經濟績效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考查相互作用的人們是如何受激勵的，他們為什麼能夠很清楚地對各種因素進行權衡之後，選擇一種行為。

    例如，腐敗減少了投資就是一個非常有用的發現，但是這並不能揭示出腐敗行為背後的動機。同樣地，發現產權保護與經濟績效之間存在相關性也不能解釋產權保護程度的差異及其變遷。在經濟學中很常見的是，產權保護程度反映了產權的功能（如為效率或精英階層的利益服務），但這並不能解釋產權的保護程度是如何變得更強或更弱的。要理解產權是如何被保護的，就必須知道為什麼那些能以武力侵犯產權的人會抑制自己的侵犯行為。同樣，只發現歷史事件與當前的非技術特徵差異之間存在相關性，還是不能揭示出過去的制度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影響後來的制度發展。

    要理解非技術特徵的影響、持續和變化，需要從人們相互作用的層次去考察決定非技術特徵出現、穩定和動態變遷的微觀機制，尤其是要考慮這些人的動機（激勵），即導致這些特定的非技術特徵產生或符合這些特徵的行動方式。

    然而，經濟學中的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所用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框架並不關心人們的激勵 。它通常用政治上決定的規則來界定經濟制度，這些政治性規則是由政體“從上到下”施加於經濟當事人。比如，這些規則通過界定產權和規定稅收來規制整個經濟生活。政治制度（選擇領導者和集體決策的規則）以及政治組織（如利益集團和工會）成了新制度主義的中心問題。政治制度和政治組織之所以關鍵，是因為經濟制度是通過政治過程建立和變遷的（North 1981，1990；Barzel 1989；Sened 1997；G.Grossman and Helpman 2002）。交易成本經濟學補充了這一分析視角，它給出了經濟當事人的行為假設，確定了他們對規則的反應和對合同的選擇，通過這樣設定，指出要建立起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組織（Coase 1937；O.Williamson 1985，1996）。

    這種“以規則為制度”（institutions-as-rules）的分析框架在研究很多問題時很有用，如政治家們偏好什麼規則，什麼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合同性形式等。然而，對人們的行為的規定（behavioral prescription）——規則與合同——不過是一些可以被忽略的指示而已。如果這些行為規則要產生影響的話，人們必須有激勵去遵守它們。不管這些行為是理性的、模仿的還是習慣性的，激勵都會在環境與行為之間發揮媒介作用。我這里所說的激勵是廣義上的激勵，包含預期、信念和內在化的規範。

本文摘自《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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